晴風 :
本文轉自網路資料君 主 論
馬基維利著 潘漢典譯
目 錄
尼科洛·馬基雅維里上洛倫佐·梅迪奇殿下書2
第一章 君主國有多少種類？是用什麼方法獲得的？3
第二章 世襲君主國3
第三章 混合君主國4
第四章 為什麼亞歷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國在亞歷山大死後沒有背叛其後繼者10
第五章 對於佔領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國應當怎樣統治11
第六章 論依靠自己的武力和德獲得的新君主國12
第七章 論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於幸運而取得的新君主國14
第八章 論以邪惡之道獲得君權的人們19
第九章 論市民的君主國21
第十章 應該怎樣衡量一切君主國的力量23
第十一章 論教會的君主國24
第十二章 論軍隊的種類與僱傭軍26
第十三章 論援軍、混合軍和本國的軍隊29
第十四章 君主關於軍事方面的責任31
第十五章 論世人特別是君主受到讚揚或者受到責難的原因
第十六章 論慷慨與吝嗇34
第十七章 論殘酷與仁慈，被人愛戴是否比被人畏懼來得好些35
第十八章 論君主應當怎樣守信37
第十九章 論應該避免受到蔑視與憎恨38
第二十章 堡壘以及君主們每日做的其他許多事情是有益的還是無益的44
第二十一章 君主為了受人尊敬應當怎樣為人46
第二十二章 論君主的大臣49
第二十三章 應該怎樣避開諂媚者49
第二十四章 義大利的君主們為什麼喪失了他們的國家50
第二十五章 命運在人世事務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樣對抗51
第二十六章 奉勸將義大利從蠻族手中解放出來53
本譯本使用和參考的主要書目
譯後記55
尼科洛·馬基雅維里上洛倫佐· 梅迪奇殿下書
凡是想要獲得君主恩寵的人們，向來都是把自己認為最寶貴的東西或者自以為君主最喜愛的東西作為獻禮。因此我們常常看見人們把駿馬呵、武器呵、錦繡呵、寶玉呵以及同君主的偉大相稱的一類裝飾品獻給君主們。現在我想向殿下獻呈本人對你一片忠誠的證據，我覺得在我所有的東西裏面，我認為最寶貴和最有價值的莫過於我對偉大人物事跡的知識了。這是我依靠對現代大事的長期經驗和對古代大事不斷鑽研而獲得的。對於這種知識，我曾經長時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檢驗，現在我把它寫成小小的一卷書獻給殿下。
雖然我自己認為這部著作不值得你垂青，但是考慮到除了使你能夠在最短促的時間內瞭解我多年來歷盡困苦艱危所學到的一切之外，我再沒有力量獻給你更好的禮物了。因此我深信，仰賴你的仁愛，這部著作一定會蒙你嘉納的。
對於這部著作，我沒有像許多人在敘述他們的主題並加以潤飾時慣常那樣使用鏗鏘的章句、誇張而瑰麗的語言、在外表上炫人耳目的東西或者裝飾品。因為我希望我的著作如果不贏得稱譽則已，否則只應是由於其內容新穎和主題的重要性而受到歡迎。
我想，一個身居卑位的人，敢於探討和指點君主的政務，不應當被看作僭妄，因為正如那些繪風景畫的人們，為了考察山巒和高地的性質便廁身於平原，而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頂一樣，同理，深深地認識人民的性質的人應該是君主，而深深地認識君主的性質的人應屬於人民。
因此，殿下，請你體諒我敬獻這個小小的禮品的心意而接受它吧，如果你認真地考慮和誦讀它，你就會從中瞭解到我的熱切的願望：祈望你達到命運之神和你的其他條件使你有希望達到的偉大地位。同時，如果殿下有朝一日，從你所在的巍巍的頂峰俯瞰這塊卑下的地方，你就會察覺我是多麼無辜地受著命運之神的巨大的不斷的惡毒折磨呵！
第一章 君主國有多少種類？是用什麼方法獲得的？
從古至今，統治人類的一切國家，一切政權，不是共和國就是君主國。君主國不是世襲的就是新的。在世襲君主國裏，長期以來君主的後裔就是那裏的君主。新的君主國或者是全新的，如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1]的米蘭公國；或者是世襲君主國佔領的附庸，如西班牙王合併的拿波里王國。[2]這樣獲得的領土，或者原來習慣在一個君主統治下生活，或者向來是自由的國家；而其獲得，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則就是由於幸運或者由於德。[3]
第二章 世襲君主國
這裏，我想撇開共和國不予討論，因為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詳盡地論述過了。[4]我打算單獨地轉到君主國這方面來，並且按照前述的順序，探討這些君主國應該怎樣進行統治和維持下去。
我認為，在人們已經習慣了在君主後裔統治下生活的世襲國裏保持政權，比在新的國家裏困難小得多。因為君主只要不觸犯他的皇宗皇祖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則隨機應變，這就足夠了。因此，一位君主如果具有通常的能力，依此方法，總是能夠維持他的地位的，除非遇有某種異乎尋常的格外強大的力量，才可能被篡位。但是即使他被奪權了，當篡奪者一旦發生禍患的時候，他就能夠光復舊物。
例如，在義大利我們就有費拉拉公爵。[5]其所以能夠抵禦〔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襲和〔15〕10年教皇猶利[6]的侵襲，就是因為在這個領地的統治已經歷史悠久了，此外更無其他原因。[7]因為世襲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較少，因此他自然會比較為人們所愛戴。除非他異常惡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著他，這是順理成章的。而且革新的記憶與原因，由於統治已經年代久遠並且連綿不斷而消失了；因為一次變革總是為另一次變革留下可以繼續進行的條件的。
第三章 混合君主國
但是在新君主國裏，就出現重重困難。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從整個來說，它可以稱為混合國），那裏的變動主要是來源於一切新君主國所固有的困難。這就是，人們因為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願意更換他們的統治者，並且這種希望促使他們拿起武器來反對他們的統治者。可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們上當受騙了，因為後來經驗告訴他們，他們的境遇比以前更惡劣了。這種情況是由於另一種自然的、通常是必然的情況造成的。這就是，因為新的君主由於他的軍隊和新佔領之後帶來的無數的其他損害，常常不可避免地開罪於新的屬民。
這樣一來，當你佔領這個國家領土的時候，所有受到你損害的人們都變成你的敵人了；而且你又不能夠繼續保持那些幫助你取得那裏統治權的朋友們，因為你既不能夠依照他們的期望給以滿足；你又不能夠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對付他們，因為你感到對他們負有恩義；還因為一個人縱使在武力上十分強大，可是在進入一個地方的時候，總是需要獲得那個地方的人民的好感的。由於這些理由，法國國王路易十二世占領米蘭甚速，而喪失米蘭亦甚速，而且頭一次把路易十二世攆走，只需要洛多維科[8]自己的軍隊就足夠，因為原先給法國國王打開城門的人民，後來察覺到他們的見解和他們曾經期待將來獲得的利益都是上當受騙的，他們不能夠忍受新君主的折磨了。
的確，凡是一度叛變的地方再度被征服之後就不會那樣容易喪失，因為統治者會利用叛亂提供的機會毫不猶豫地懲辦罪犯，把可疑分子搞清楚，並且在薄弱的地方加強自己的地位。因此，頭一次使法國失掉所佔領的米蘭，只要一位洛多維科公爵在邊境揭竿而起就成了，但是要使法國國王再一次失去米蘭，那就必須使全世界都反對他，[9]必須把他的軍隊打敗並將其驅逐出義大利，其原因有如上述。
可是，米蘭畢竟一而再地兩度從法國人手裏奪取過來。關於頭一次喪失的一般原因已經討論過了，現在還要談談第二次喪失的原因，並且看一下法國國王當時有什麼辦法，以及任何一個人如果身臨其境要比法國國王更牢固地保有他征服的領土能夠有什麼辦法。
讓我說，那些被勝利者合併到自己的古老國家的國家，或者與征服的國家屬於同一地區，使用同一語言，或者並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區的話，特別是如果那些國家的人們不是起義幫助下，洛多維科歸國迅速光復米蘭。但其後又被法軍挫敗，死於監獄。
過慣了自由生活的話，那麼保有這些國家是最容易的；而且只要滅絕過去統治他們的君主的血統，就能夠牢固地保有這些國家了。由於在其他的事情上維持著他們的古老狀態，而且在風俗習慣上沒有什麼不同之處，人們就會安然地生活下去。正如人們在布列塔尼、布爾戈尼、加斯科涅和諾曼底所看到的，這些地方已經長時期地歸屬於法國了；[10]而且儘管語言有某些差異，可是習慣是相同的，因此它們很容易結合在一起。征服這些地方的人如果想要保有它們，就必須注意兩個方面：一方面就是，要把它們的舊君的血統滅絕；另一方面就是既不要改變它們的法律，也不要改變它們的賦稅。這樣一來，在一個極短的期間內，它們就會同古老的王國變成混然一體了。
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國家在語言、習慣和各種制度上同征服國不同，那麼就會發生種種困難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國家，就需要非常的好運並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辦法之一，也許是征服者親自前往，駐節在那裏。這就會使得他的佔領地更加穩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臘就是這樣作的。[11]假使土耳其國王不移蹕希臘，那麼，即使他為著保有希臘而採取其他一切辦法，他還是不能夠保有那個國家的。因為如果一個人在當地的話，騷亂一露頭他就能夠察覺了，從而他就能夠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麼，只有在大亂的時候他才能夠察覺，那時他已經不再能夠消除騷亂了。除此之外，那個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奪；臣民由於能夠立即求助於君主而感到滿意。因此，那些願意做良民的人勢必更加愛戴君主，而那些別有懷抱的人則勢必更加害怕他。至於那些想從外部進攻這個國家的人，就必須非常謹慎，因為當君主駐節其地之日，想把它從君主手裏奪取過來是極困難的。
另一個更好的對策，就是在一兩處可以說是那個國家要害[12]之地派遣殖民，因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否則就有必要在那裏駐紮大批步兵和騎兵，二者必擇其一。而君主在殖民這件事情上不用花費許多錢財；他無需花費，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費用就能夠移送殖民，並且使他們駐屯在那裏。而君主所觸犯的人們只是因為他們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給新來的殖民的一些人，而這些人只是那個國家的極少數的一部分人。同時被觸犯的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並且仍然是貧困的，因此是永遠不能夠對君主為害的；而且，所有其餘的人都沒有受到侵害，因此對他們加以安撫是容易不過的。同時，由於他們害怕自己遭遇將如同那些被掠奪的人們一樣，他們就戰戰兢兢不敢犯錯誤。
我的結論是：這種殖民並不靡費，而且比較忠實可靠，觸犯的人也較少；而被觸犯的人，正如上面已經說過的，既貧困而且散居各方，是不能為害的。關於這一點，必須注意的是：對人們應當加以愛撫，要不然就應當把他們消滅掉；因為人們受到了輕微的侵害，能夠進行報復，但是對於沉重的損害，他們就無能為力進行報復了。所以，我們對一個人加以侵害，應當是我們無需害怕他們會報復的一種侵害。
但是如果在那裏以駐屯軍隊來代替殖民的話，由於維持駐屯軍不得不把那個國家獲得的全部收入耗費掉，這樣耗費就更多了；結果所得反而變成損失，而且得罪的人就更多了，因為由於他的軍隊從這裏到那裏輾轉調動，那個國家全部受到損害，對此每一個人都感到痛苦，於是一個個都變成他的仇敵了。他們雖然被打敗了，可是仍然在他們自己的老家裏，是能夠為害的敵人。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說來，駐屯軍隊是不中用的，而殖民卻是有益的。
再說，一個君主如果佔有上面所說的在語言、習慣和各種制度上同本國不同的地區，他就應當使自己成為那些較弱小的鄰近國家的首領和保護者，並且設法削弱它們當中較強大的勢力，同時要注意不讓任何一個同自己一般強大的外國人[13]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裏。而且常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那些心懷不滿的本地人，由於分外野心或者由於恐懼，把外國人引進來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羅馬人就是由埃托利亞人給引入希臘的；[14]而且羅馬人過去侵入的任何地方都是由那個地方的人給引入的。事情的經過常常是這樣的：當一個強大的外國人一旦侵入一個地區的時候，在這個地區裏所有那些較弱小的勢力，由於對那個凌駕在他們頭上的強大勢力的嫉妒作祟，就會立即依附這個入侵的外國人。因此把這些弱小的勢力籠絡過來並不需要什麼氣力；因為他們全體會立即甘心情願同他所已經征服的國家聯結成為一體。他只要注意不要讓他們取得太大的力量和太大的權威；他依靠自己的力量並且在他們的幫助下，是能夠很容易迫使那些較強大的勢力屈服的，從而能夠繼續成為這個地區的完全的主宰。但是如果他沒有把這件事情處理好，他就會很快地把已經贏得的一切喪失掉，而且當他擁有這個地區的時候，他會感到無限的困難與煩惱。
羅馬人在他們奪得的地方，很認真地遵守這些辦法，他們派遣殖民，安撫弱國，但是不讓弱國的勢力增長；他們把強大的勢力壓下去，不讓一個強大的外國人贏得聲譽。我覺得只要舉希臘這個地方為例就足夠了。[15]羅馬人當時同〔希臘〕阿凱亞人和埃托利亞人修好，打倒了馬其頓王國；把安蒂奧科驅逐了[16]；然而從來沒有讓阿黑亞人或者埃托利亞人由於立了功勞而使他們的勢力有任何增長。同時，無論菲利普怎樣勸說也不能誘使羅馬人成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奧科的勢力也不能夠使羅馬人同意他在那個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為在這些情況下，羅馬人所作所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應該做的：他們需要考慮的不僅是當前的患難，還有未來的患難。他們必須竭其全力，對那些患難作好準備，因為患難在預見的時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難臨頭，病入膏肓時就無可救藥了。關於這一點，正如醫生們就消耗熱病患者所說的情況一樣，在患病初期，是治療容易而診斷困難；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沒有檢查出來也沒有治療，這就變成診斷容易而治療困難了。關於國家事務也是這樣，因為如果對於潛伏中的禍患能夠預察於幽微（這只有精明的人才能夠做到），就能夠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覺，讓禍患得以發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夠看見的時候，那就無法挽救了。
所以，羅馬人預先看到麻煩就立即加以補救，而且從來不曾為了避免戰爭而讓它發展下去，因為他們知道不應該逃避戰爭，宕延時日只是有利他人。因此，他們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奧科在希臘作爭，以免將來不得不在義大利作戰。雖然他們當時本來能夠避免這兩場戰爭，但是他們不想這樣做。他們決不喜歡我們這個時代的聰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享受時間的恩惠吧」[17]這句話，而寧願享受他們自己的德和精明之智的恩惠。因為時間把一切東西都推到跟前：它可能帶來好事，同時也可能帶來壞事；而帶來壞事，同時也帶來好事。
但是，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法國，並且考查一下它是否做過上述任何一件事情。我想談談路易[18]而不談查理[19]，因為前者佔據義大利時期較長[20]，他的發展更便於觀察。你會察覺，他的所作所為，同想要在一個大不相同的地區保有一個國家所應當作的事情，正是南轅北轍。
法國國王路易是由於威尼斯人的野心而被引入義大利的，因為威尼斯人想通過他的干涉獲得半個倫巴第。我不想責難法國國王所採取的這個決策，因為他想在義大利獲得一個立足點，而他在那個地方又沒有朋友，不但如此，還由於過去國王查理的行動[21]使路易十二世嘗盡閉門羹，於是他不得不接受自己能夠得到的那些友誼。而且假如他在處理其他事情的時候沒有犯錯誤的話，他這個意圖是會很快地實現的。這位國王（路易十二世）由於佔領倫巴第，立即重新獲得了查理所早已喪失的威名：熱那亞投降了；[22]佛羅倫薩人成了他的朋友；曼托瓦侯爵[23]、費拉拉公爵[24]、本蒂沃利奧[25]、富爾利夫人[26]、法恩扎[27]、佩薩羅[28]、里米尼、卡梅里諾[29]、皮奧姆比諾[30]等地的統治者，還有盧卡人、皮薩人、錫耶納人，全都逢迎他，要成為他的朋友。只是到了這個時候，威尼斯人才能夠察覺自己所採取的辦法是多麼魯莽！他們為了獲得倫巴第的兩個城鎮，卻使法國國王變成義大利三分之二的土地的統治者。
試細想一下：如果法國國王遵守我在上面所說的規則，牢牢地維繫著他所有的朋友並且給以保護的話，那麼，他要保持自己在義大利的威望又有什麼困難呢！因為他們雖然為數眾多，可是既弱小又膽怯，有的害怕教廷，有的害怕威尼斯人，[31]因此他們總是不得不緊跟法國國王，從而他只要借助他們就能夠輕而易舉地使自己穩如泰山對抗那些仍然是強大的勢力。可是他一進入米蘭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反而援助教皇歷山佔據羅馬尼阿，[32]他永遠沒有想到，由於此項決策使他失去了朋友和那些原來投靠他保護的人們，他削弱了自己的勢力；而另一方面，教廷由於宗教權力本身就獲得很大的權威，現在法國國王又給他增加了巨大的世俗權力，於是勢力大增。法國國王犯了頭一個錯誤之後，不得不繼續錯下去，直到最後為了抑制歷山的野心，以及為了阻止他成為托斯卡納的統治者，他甚至不得不親自跑到義大利去。[33]他使教廷的勢力大增並且失去了一些朋友卻好像還不夠似的，他一心垂涎拿波里王國，便同西班牙國王分割這個王國。[34]他原先是義大利的主宰，可是現在他帶來一個夥伴，於是那個地方的野心家和心懷不滿的人們在那裏有申訴的地方了。而且他本來可以讓一個向他納貢的人[35]留在那個王國為王，可是他卻把他攆走，而帶來另一個人——一個能夠把自己趕走的人。
獲取領土的慾望確實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們在他們的能力允許的範圍內這樣做時，總會為此受到讚揚而不會受到非難。但是，如果他們的能力有所不及，卻千方百計硬是要這樣幹的話，那麼，這就是錯誤而且要受到非難。因此，如果法國能夠依靠自己的軍隊進攻拿波里的話，它就不應該把拿波里瓜分。如果說，法國所以同威尼斯人分割倫巴第，是因為法國借此在義大利贏得插足之地，因而做得對，那麼，另一次的瓜分就應該受到非難，因為後一次瓜分並沒有那種必要性為其辯解。
因此，路易十二世犯有這樣五個錯誤：他滅掉弱小的國家；擴大了在義大利的一個強國的勢力；把最強有力的外國人[36]引入義大利；他既不駐節那裏；又不遣送殖民到那裏去。
假使路易十二世不是由於奪取威尼斯人的領土從而犯了第六個錯誤的話，那麼當他在世的時候，那些錯誤是不足以損害他的威望的。因為假如他不曾使教廷的勢力擴大，不曾把西班牙人引入義大利，那麼他使威尼斯人屈服是理所當然和勢所必然的。可是由於他已經採取了那些辦法，他就決不應該同意讓威尼斯滅亡：因為如果威尼斯人強大的話，他們就不會讓他人對倫巴第打主意；因為威尼斯人除非使自己成為那裏的主宰之外決不會同意這種企圖的：還因為，別國絕不會願意從法國手中奪取倫巴第以便把它送給威尼斯人，而且不會有同兩者為敵的勇氣。
如果有人說，法國國王路易是為了避免戰爭才把羅馬尼阿讓給教皇歷山六世，把拿波里王國讓給西班牙的。根據上述的理由，我回答說：人們決不應當為了逃避一場戰爭而聽任發生混亂，因為戰爭不是這樣逃避得了的，延宕時日只是對自己不利而已。如果又有人引證說：法國國王答應了教皇，他援助教皇的事業就是以〔教皇同意〕解除他的婚姻關係和讓羅阿諾擔任樞機主教作為交換條件。[37]關於這一點，以後論述君主的信義和應該怎樣守信時，我將給以回答。
因此，法國國王路易喪失了倫巴第就是由於沒有遵守那些佔有領土並且保持領土的人們所應當遵守的條件。這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而只是理所當然和勢所必至的。關於這件事情，當瓦倫蒂諾（教皇歷山六世之子，切薩雷·博爾賈[38]在老百姓中的通稱）佔領羅馬尼阿的時候，我在南特（Nante）曾經同羅阿諾樞機主教談及。[39]他對我說：義大利人不懂得戰爭；我就回答他說，法國人不懂得政治，因為如果他們懂得政治的話，就不會讓教廷的勢力這樣擴大。經驗表明：教廷和西班牙在義大利的強大勢力是由法國造成的，而法國的崩潰是由它們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一條永遠沒錯或者罕有錯誤的一般規律：誰是促使他人強大的原因，誰就自取滅亡。因為這種強大是由於他用盡心機否則就是使用武力促成的，而那個變成強大的人對於這兩者都是猜疑的。
第四章 為什麼亞歷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國在亞歷山大死後沒有背叛其後繼者
有些人在考慮保有一個新獲得的國家而存在的困難時，可能會感到奇怪：為什麼亞歷山大大帝[40]在幾年間變成了亞洲的主宰，而且在他還沒有完全征服亞洲的時候就死了，這樣一來，全國發生叛亂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了，可是亞歷山大的後繼者們卻繼續保住江山，而且除了由於他們自己的野心在他們當中出現困難之外，[41]他們並沒有遭遇到其他困難。對此，我回答說：有史以來的君主國都是用兩種不同的方法統治的：一種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僕統治——後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寵和欽許，作為大臣輔助君主統治王國；另一種是由君主和諸侯統治——後者擁有那種地位並不是由於君主的恩寵而是由於古老的世系得來的。這種諸侯擁有他們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臣民。這些臣民把諸侯奉為主子，而且對他們有著自然的愛戴。至於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僕統治的國家，對他們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為人們認為在全國只有他是至尊無上的。如果他們服從其他任何人，他們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人和官員，對他並不特別愛戴。
在我們的時代裏，關於這兩種不同政體的例子就是土耳其皇帝和法蘭西國王。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國是由一位主子統治的，其餘的人都是他的臣僕。土耳其皇帝把他的王國劃分為若干「州」[42]，他派遣各種行政官員到那裏去，並且可以隨心所欲地調動或者撤換他們。但是法蘭西國王卻處在古來就有的一大群貴族當中，這些貴族又為他們的臣民所公認和愛戴，這些貴族又都擁有各自的特權。國王除非自己冒險行事，否則是不能夠剝奪這些特權的。因此，一個人如果考察這兩個國家，就會認識到要佔領土耳其皇帝的國家是困難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這個國家卻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實證明：從某些方面來說，佔領法蘭西這個國家是比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卻是困難的。
佔領土耳其皇帝的王國之所以困難，其原因在於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國的王侯們招喚進來，也不能夠指望倚靠皇帝周圍的人們叛變使其謀劃獲得便利。這是基於上述的理由，因為他們全是君主的奴隸和奴才，要收買他們是很困難的；而且即使把他們收買了，也不能夠指望從他們那裏得到多大好處，因為他們不能夠牽著人民跟隨他們，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進攻的人必須想到：他將會遇到一個團結一致的國家，他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別人的叛亂。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並且把他打得一敗塗地以致不能夠重振旗鼓，那麼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沒有什麼可怕的人了。而君主的家族被滅絕之後，由於其他的人們原來都沒有得到人民的信賴，因此再沒有什麼可怕的人了；而且因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勝利之前並不曾依靠他們，從而其後也不需要害怕他們。
在那些像法國那樣統治的王國裏，情況就恰好相反：因為在那裏常常有不滿份子和希望變革的人，如果你把這個王國的某些貴族爭取過來，就很容易侵入那裏。由於上述理由，這些人會為你的入侵開路，使你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但是如果以後想要保有這個國家，你就會遇到無限的困難，它來自那些曾經幫助你的人們和你已經打敗的人們。你只是消滅了君主的家族，那是不夠的，因為殘存的貴族將成為新變革的首領。而且，由於你既不能使他們心滿意足，又不能滅絕他們，因此，當他們的時機一旦到來的時候，你就會失去這個國家。
現在，如果你考察一下大流士政府的性質，你就會察覺它同土耳其皇帝的王國相似；因此，亞歷山大大帝首先必須把大流士完全打垮，並且從他手中把土地奪取過來。在贏得這樣的勝利之後，大流士死了[43]，亞歷山大大帝終於牢固地占有這個國家就是由於上述的理由。而且，假如亞歷山大的後繼者們團結一致的話，他們本來能夠牢牢地並且安逸地享有這個國家，如果不是由於他們自己引起騷亂，那個王國是不會發生其他騷亂的。
但是，那些像法國這樣組織的國家，可就不能這樣平穩地被佔有了。在西班牙，法國和希臘之所以屢次發生反羅馬人的叛亂，就是因為在這些國家裏面有無數的小王國。當他們的記憶尚未消失的時候，羅馬人總是不能夠穩然佔有其地的。但是，一旦由於羅馬帝國的權力和統治的長久性使他們的記憶煙消雲散的時候，羅馬人就成為這些地區牢固的佔有者。後來，當羅馬人之間發生內戰的時候，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由於各自在這個國家的某一部分已經樹立了權威，他就能夠使那裏的人們追隨自己。而且由於以前的主子的家族已經滅絕，除了羅馬人之外，再沒有其他人獲得承認了。
因此，當我們考慮到這一切事情的時候，對於下述情況便不會感到驚訝：亞歷山大保持亞洲的領土頗為容易；而別的人，像皮爾羅[44]以及許多人，保全所獲得的地方卻有困難，這並不是由於勝利者的能力有大有小，而是由於被征服者的情況有所不同使然。
第五章 對於佔領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國應當怎樣統治
如果被征服的國家，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向來習慣於在它們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話，那麼想要保有這種國家有三種辦法：其一是，把它們毀滅掉；其二是，親自前往駐在那裏；其三是，允許它們在它們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時要它們進貢並且在那個國家裏面建立一個對你友好的寡頭政府[45]。因為這樣的一個政府是由君主建立的，它知道如果不倚靠他的友誼和力量，它就不能夠繼續存在，於是竭其全力擁護君主。而且如果君主想要保有一個向來習慣於自由生活的城市，那麼借助於這個城市的市民比依靠任何其他方法容易得多。
斯巴達人和羅馬人就是兩個例子[46]。斯巴達人依靠在當地建立一個寡頭政府來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結果仍然失掉雅典和底比斯。羅馬人為著保有卡普阿[47]、迦太基[48]和努曼齊阿[49]，把它們毀滅了，就沒有失去它們。可是羅馬人想同斯巴達人那樣保有希臘，讓它享有自由並且允許它的法律存在，他們卻沒有獲得成功。因此，他們為著保有希臘，不得不把那個地區的許多城市加以破壞。因為要穩固地佔有它們，除了毀滅它們之外，確實沒有別的辦法。從而任何人一旦成為一個城市的主子，如果這個城市原來習慣於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這個城市消滅，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滅。因為這個城市在叛亂的時候，總是利用自由的名義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為藉口。而這兩者儘管經過悠久的歲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夠使人們忘懷。除非將那裏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東離西散，否則無論你怎麼辦或者怎樣預防，他們還是永遠不會忘掉那個名義和那種秩序的，正如在佛羅倫薩人羈絆下百年後的皮薩一樣，人們遇有任何不測之事就立即想起它們。
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區在君主統治下生活慣了，而現在，君主的家族已經被消滅，那麼，一方面由於它們現已習慣於服從，另一方面由於舊日的君主沒有了，它們既不能夠意見一致地在它們當中另立一個君主，同時它們又不懂得怎樣自由地生活。因此，它們揭竿而起是來得很慢的，從而使一位君主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它們。但是在共和國裏，就有一種較強的生命力，較大的仇恨和較切的復仇心。他們緬懷過去的自由，就不平靜，而且也不能夠平靜下來。因此，最穩妥的辦法就是把他們消滅掉，或者駐在那裏。
第六章 論依靠自己的武力和德獲得的新君主國
當論述君主和國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國的時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應該感到驚異。因為人們幾乎常在他人走過的道路上走，並且傚法他人的事跡，雖然他們並不能夠完完全全地沿著別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夠取得他們所傚法的人的德。然而一個精明的人總是應該追蹤偉大人物所走過的道路的，並且傚法那些已經成為最卓越的人們。這樣一來，即使自己的德達不到他們那樣強，但是至少會帶有幾分氣派。他要像那些精明的射手那樣行事，當他們察覺想要射擊的目標看來距離太遠，同時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們瞄準時就比目標抬高一些，這並不是想把自己的箭頭射到那樣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於瞄準得那樣高，就能夠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標。
因此我斷言，在一個全新的君主國裏——那兒是新君主的時候，為了保有這種國家而遇到的困難有大有小，這是按照獲得這種國家的人的德之大小而異的。由布衣一躍而為君主，就是以德或者幸運為其前提條件，從而在這兩者當中任何一者都會使得許多困難減輕幾分，這是顯而易見的。可是，最不倚靠幸運的人卻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穩固的人。再說，如果君主沒有其他領土而不得不親身到那裏駐紮下來的話，那就更為有利了。
但是，談到那些依靠本人的德而不是依靠幸運崛起成為君主的人們，我說最出類拔萃的範例是摩西[50]、居魯士[51]、羅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類的人們[52]。雖然關於摩西，因為他只是上帝托付給他的事務的執行者，我們不應該予以討論，可是僅僅從那些優美的品質使他有資格同上帝談話這一點說，他就應該受到人們的讚歎。但當我們考察一下居魯士以及其他獲得了或者創建了王國的人們，我們就會覺得他們全都是值得欽佩的。如果我們考察一下他們各自的行跡和作法，我們就會察覺這同摩西的行跡和作法並沒有什麼出入，雖然摩西有那樣偉大的一位老師。當我們研究他們的行跡和生活的時候就會知道：除了獲有機會之外，他們並沒有依靠什麼幸運，機會給他們提供物力，讓他們把它塑造成為他們認為最好的那種形式。如果沒有這種機會，他們的精神上的德（la virtu dello animo / virtue of spirit）就會浪費掉；但是，如果沒有那樣的德，有機會也會白白地放過。
因此，對摩西說來，必須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與壓迫的以色列民族，他們為了從這種奴隸狀態中擺脫出來，願意追隨他。而羅慕洛則必須不再留在阿爾巴，並且必須在他出生的時候就被遺棄，日後他才能夠成為羅馬的國王和祖國的奠基者[53]。居魯士則必須察覺波斯人對梅迪人的統治不滿，同時梅迪人由於長時期處於和平狀態從而變成柔順軟弱的人。至於提修斯[54]，如果不曾遇到渙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夠發揮他的德。因此這些機會使得這些人走了運，同時由於他們具有卓越的德，使他們能夠洞察這種機會，從而利用這些機會給他們的祖國增光並且為國造福。
那些依靠德而成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權的時候是困難的，但是以後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權時發生的困難，一部分是由於他們為著建立他們的國家和確保安全，不得不採取新的規章制度。而且必須記住，再沒有比著手率先採取新的制度更困難的了，再沒有比此事的成敗更加不確定，執行起來更加危險的了。這是因為革新者使所有在舊制度之下順利的人們都成為敵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順利的人們卻成為半心半意的擁護者。這種半心半意之所以產生，一部分是這些人由於對他們的對手懷有恐懼心理，因為他們的對手擁有有利於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則是由於人類的不輕易信任的心理——對於新的事物在沒有取得牢靠的經驗以前，他們是不會確實相信的。因此，當那些敵人一旦有機會進攻的時候，他們就結黨成幫地幹起來；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們只是半心半意地進行防禦。為此，君主同他們在一起是危險重重的。
如果我們想透徹地探討這件事情，那就必須研究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還是倚靠他人；換句話說，為著實現其鴻圖大略，他們必須懇求人們，抑或是使用強迫的方法；在第一種場合，結果總是惡劣的，並且永遠不會取得什麼成就。但是如果他們依靠自己並且能夠採取強迫的方法，他們就罕有危險。所以，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因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變化的；關於某件事要說服人們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們對於說服的意見堅定不移，那就困難了。因此事情必須這樣安排：當人們不再信仰的時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們就範。
假使摩西、居魯士、提修斯和羅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們就不能夠使人長時期地遵守他們的戒律，正如我們這個時代的季羅拉莫·薩沃納羅拉修道士[55]的遭遇一樣。當大眾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時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毀滅了，因為他既沒有辦法使那些曾經信仰他的人們堅定信仰，也沒有辦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們信仰。所以，像這樣的人物，在行動中有著巨大的困難。他們的一切艱險就在前進的道路上。他們必須運用德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難，他們就會開始受到人們的尊敬，當他們消滅了那些對他們的高位嫉妒的人們之後，他們就能夠繼續享有權勢、安全、尊榮和幸福了。
在這些重要的例證之外，我想增添一個較小的例證。它同它們有某些共通之處。而且我認為這個例證可以作為所有其他這樣一類事例的代表，這就是敘拉古的耶羅內。[56]他從平民一躍而為敘拉古的君主；他除了抓著時機之外並沒有依靠其他什麼幸運。因為敘拉古人當時遭受壓迫，於是選擇他作為他們的軍事首領，後來由於崇德報功便把他擁立為王。他甚至在身為平民的時候就有大德，以至一個論述他的人說道：「他做國王，除需要有領土之外，本身無所不備。」[57]他解散了舊的軍隊，組織新的軍隊，拋棄了舊的友誼，另締新交。由於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軍隊，他就能夠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廈。因此，雖然他在取得王國的時候經受了許多艱難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國的時候，就很少困難了。
第七章 論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於幸運而取得的新君主國
那些光靠幸運，從平民崛起成為君主的人們，在發跡時並不很辛苦勞瘁，但是保持其地位時就很辛苦勞瘁了。當他們在途中的時候並沒有任何困難，因為他們是在那裏飛翔。可是等到他們落腳之後，一切困難就應運而生了。那些依靠金錢或者由於他人的恩惠賜與而獲得某一國家的人們就是這樣的人。在希臘的伊奧尼亞和赫萊斯蓬等城市，就有許多這樣的事例。在這些城市裏，他們是由大流士立為君主的，為的是使他們為著大流士的安全和榮譽而保有這些城市。還有那些依靠收買軍隊，從平民躍登寶座的皇帝們亦復如此。
這些統治者都是單純依靠別人承認自己掌權的好意和幸運。而這兩者都是變化無常、毫不穩定的。這類人既不懂得怎樣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們的地位。他們之所以不懂得，因為除非他們是具有卓越的德的人，我們沒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過著平民生活的人們懂得怎樣發號施令；他們之所以不能夠保有國家，因為他們不是擁有對自己友好的和忠誠的武力。再說，遽然勃興的國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長大的其他一切東西一樣，不能夠根深蒂固、枝椏交錯，一旦遇到一場狂風暴雨就把它摧毀了。除非像剛才說過的，那些突然之間一躍而為君主的人們是很有德的人，他們知道必須立即作好準備保持由幸運投到他們懷中之物，並且在當上國王以後奠定基礎——這些基礎在他人說來是在作為國王之前就已經奠定了的。
關於依靠自己的德或者依靠幸運而成為君主這兩種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們腦海中的兩個例子。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和切薩雷·博爾賈這兩個人。弗朗切斯科運用適當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德，由平民一躍而為米蘭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時備極辛苦，事後保持其地位就沒有多少困難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稱為瓦倫蒂諾公爵的切薩雷卻是依靠他父親的好運而取得那個國家的。可是後來由於這種好運消失，他也就亡國了，儘管他在這個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運而獲得的國家裏，為著使自己能夠在那裏扎根，已經採取了各種措施並且凡是一個精明和有德的人應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為，正如以上所述，一個人如果在開頭的時候沒有奠定基礎，事後可以運用大德去打基礎，雖然這對於建築師說來是很困難的，而且對於建築物是很危險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進展過程，我們就會看到他曾經為著他的未來的權力奠定牢固的基礎。我認為討論這件事並不是多餘的。因為我不知道，除這位公爵的行動這個例子之外，對於一位新君主還有什麼更好的教訓。再說，如果他的處置無濟於事的話，這並不是他本人的過錯，而是由於運氣極端的異常惡劣使然。[58]
教皇歷山六世為了提高他的兒子瓦倫蒂諾公爵的權力地位，遭遇到當時的和後來的重重困難。第一，他想不出什麼法子能夠使他的兒子成為不是教皇轄地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君主；他知道，如果他要奪取本來屬於教皇轄地的地域，米蘭公爵和威尼斯人是不會同意的，因為法恩扎[59]和里米諾[60]都已經在威尼斯人的保護之下。除此之外，他知道義大利的軍隊，特別是本來可能幫助他的軍隊，全部掌握在那些可能害怕教皇勢力擴大的人們手裏，這些人是奧爾西尼家族[61]和科隆內家族[62]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因此他不能夠依靠他們。所以，為了成為這些國家的一部分地區的主宰，他有必要打亂這種秩序，並且使他們的國家混亂不堪。對他來說，這是容易不過的，因為他察覺到威尼斯人由於其他理由所驅使，願意再度把法國人招回義大利。他不但不反對這樣作，而且還幫助法國國王路易解除了以前的婚姻關係，使事情更好辦。於是法國國王在威尼斯人的幫助和歷山教皇的同意之下，長驅直入義大利。路易剛剛到達米蘭，教皇為了奪取羅馬尼阿便向他借兵，而羅馬尼阿懾於法國國王的威名，便向教皇屈服了。
因此，瓦倫蒂諾公爵在奪取羅馬尼阿，打敗科倫內家族之後，想要保有獲得的地方並且繼續前進，就遇到兩重障礙：其一是，他自己的軍隊看來並不忠誠；其次是，法國的意願，這就是說，他恐怕自己迄今利用的奧爾西尼家族的軍隊背棄他，這支軍隊不但可能阻礙他更有所獲，甚至可能擺取他已經贏得的一切，他恐怕法國國王也可能是這樣的一丘之貉。當他奪得了法恩扎之後進攻波洛尼亞的時候，他發現奧爾西尼家族對這次進攻的態度冷冰冰的，他對奧爾西尼就有了一個答案。當他拿下烏爾比諾公國之後進攻托斯卡納的時候，法國國王阻止他的這項事業，於是瓦倫蒂諾公爵就看透國王的肺腑了。公爵決定再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運了。
公爵所要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削弱奧爾西尼和科隆內這兩個家族在羅馬的黨羽。為此目的，他籠絡所有屬於他們黨羽的貴族們，使他們成為自己的貴族，給予重重的賞賜，並且按照他們的等級地位使他們榮任文官武尉。這樣一來，他們原來對那些黨派的感情，幾個月間在他們心中煙消雲散，而完全轉過來向著公爵了。其後，當他把科隆內家族的人們解散之餘，便等待時機以便消滅奧爾西尼家族。這個機會果然不久就到來了。他很好地利用了它。因為奧爾西尼（雖然為時已晚）終於察覺到：公爵和教廷的勢力擴大，就意味著自己的滅亡，於是在佩魯賈的馬焦內村舉行了一次會議[63]。結果，在烏爾比諾的叛亂和羅馬尼阿的騷動爆發了，它們給公爵帶來無限的危險。然而所有這一切危險在法國的幫助下他都克服了。公爵在恢復了他的聲威之後，因為不願由於依賴法國或其他外力而陷入危險之中，他便訴諸詭計。他深深懂得怎樣掩飾自己的心意，他不惜獻盡慇勤，籠絡保羅·奧爾西尼[64]，奉送金錢、服飾和駿馬，從而通過保羅的斡旋，使奧爾西尼的人同自己和好，而且由於他們的單純使他們在西尼加利亞落入公爵的掌中。公爵消滅了這些首領並且使他們的黨羽變成自己的朋友之後，他據有羅馬尼阿全境和烏爾比諾公國，這就給自己的權力打下很好的基礎。尤其是他覺得自己已經贏得羅馬尼阿人的友誼，並且贏得所有這些人民的支持，因為人們現在已開始嘗到他們幸福生活的甜頭。
因為這一點很值得注意，而且值得他人傚法，所以我想不應該把它略而不談。當公爵佔領羅馬尼阿的時候，他察覺羅馬尼阿過去是在一些孱弱的首領們統治之下，他們與其說是統治他們的屬民，倒不如說是掠奪屬民，給他們製造種種事端，使他們分崩離析而不是團結一致，以致地方上充滿了盜賊、紛爭和各式各樣橫行霸道的事情。他想使當地恢復安寧並服從王權，認為必需給他們建立一個好的政府，於是他選拔了一個冷酷而機敏的人物雷米羅·德·奧爾科[65]，並授予全權。這個人在短時期內恢復了地方的安寧與統一，因此獲得極大的聲譽。可是公爵後來因為害怕引起仇恨，認定再沒有必要給他這樣過分大的權力。於是他在這個地區的中心設立了一個人民法庭[66]，委派了一名最優秀的庭長，在那裏每一個城市都設有他們自己的辯護人。因為他知道，過去的嚴酷已經引起人們對他懷有某些仇恨。為此，他要滌蕩人民心中的塊壘，把他們全部爭取過來。他想要表明：如果過去發生任何殘忍行為，那並不是由他發動的，而是來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他抓著上述時機，在一個早晨使雷米羅被斫為兩段，曝屍在切塞納的廣場上，[67]在他身旁放著一塊木頭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這種凶殘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時又驚訝恐懼。
但是，讓我們回到我們扯開的地方來吧！我說，這時公爵覺得自己十分強有力了，而且有幾分把握，能夠免於當前的危險，因為他已經按照自己的方法武裝起來；加之，他已經把鄰近可能侵犯自己的武力大部分消滅了。如果他想繼續進行征服的話，他就必須考慮法國國王問題。因為他知道，法國國王察覺自己犯了錯誤為時已晚，再不會支援他了。因此，公爵開始尋求新的盟友。當法國向拿波里王國進軍反對正在圍攻加埃塔的西班牙人的時候，公爵敷衍法國，他的意圖就是保住自己的安全以免法國為患。關於這一點，如果教皇歷山六世在世的話，公爵本來會迅速地獲得成功的。
對當前的事件，公爵所採取的措施就是這些。但是對於將來，他不能不憂懼重重。第一件事是，教廷的新繼承人可能對他不友好，而且可能企圖奪回歷山教皇已經給他的東西。因此，他考慮採取四條辦法。其一，把那些他已經廢黜的統治者的家族滅絕，使教皇無可乘之機。其二，正如上面所述，把羅馬的貴族全部爭取到自己一邊，以便得到他們的幫助抑制教皇。其三，盡可能使樞機主教團[68]更加倒向自己。其四，趁著教皇未死的時候取得更大的統治權，以便能夠依靠自己抵禦最初的進攻。在這四件事情當中，當歷山教皇去世時，公爵已經完成了三件事；第四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因為對於那些被廢黜的統治者，只要他能夠殺多少就已經殺多少了，只有極少數倖免於難；同時羅馬的貴族也已經被他爭取過來，而且在樞機主教團裏面極大部分人是他的同黨。至於進行新的征服問題，他決計成為托斯卡納的主宰。他已經佔領了佩魯賈和皮奧姆比諾，並且已經把皮薩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他一旦不再需要顧慮法國（他實在無需繼續顧慮，因為法國人已經被西班牙人驅逐出拿波里王國，這就使得他們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向他買好），他就立即攫取皮薩。繼此之後，盧卡和錫耶納一來由於對佛羅倫薩人的妒忌，二來出於恐懼，都會立即投降。對此，佛羅倫薩人不會有什麼補救辦法。如果他的這些計劃實現了（他在教皇歷山六世去世那一年是獲得成功的），他就會取得巨大的權力和聲望，他可以自立，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運，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德。
但是在公爵開始拔劍之後的第五年，歷山教皇就死了。他給公爵留下了羅馬尼阿這個國家，在兩個強大的敵軍之間，只有它是鞏固的，其餘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而且公爵自己病入膏肓。[69]
可是公爵既勇猛又有德，並且深知：怎樣能夠把人們爭取過來，或者怎樣就會喪失人們，而且他在短促的時期內所建立的基礎又是那樣鞏固，假使他沒有那些敵軍在他背後，[70]或者他身體健康，那麼他是能夠克服任何困難的。而且，我們從羅馬尼阿人繼續等候他等了一個多月這件事看來，他的基礎是牢固的。在羅馬，他雖然只剩半條命，可是他的地位仍然是穩固的。雖然巴利奧尼[71]家、維泰利[72]家和奧爾西尼家進入羅馬，無人追隨他們反對公爵。如果說公爵沒有能夠使他屬意的人成為教皇，但他至少能夠阻止他不喜歡的人被選為教皇。可是假使在歷山教皇死時公爵身體康健，那麼，一切事情都好辦。在猶利二世當選教皇[73]那天，公爵告訴我說，他事先已經預感到他的父親死時可能發生的一切事情，並且事前已經找到了萬全的對策，唯獨從沒有料想到他父親死時他自己也會瀕臨死亡。
當我回顧公爵的一切行動之後，我認為他沒有可以非難之處。恰好相反，我覺得應當像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來，讓那些由於幸運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統治權的一切人傚法。因為他具有至大至剛的勇氣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採取這種行動，捨此別無他途。只是由於歷山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鴻圖終成畫餅。所以，如果一個人認為，為了確保他的新的王國領土安全免遭敵人侵害，有必要爭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訛詐制勝，使人民對自己又愛戴又畏懼，使軍隊既服從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夠或者勢必加害自己的人們消滅掉，採用新的辦法把舊制度加以革新，既有嚴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寬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毀不忠誠的軍隊，創建新的軍隊，要同各國國王和君主們保持友好，使他們不得不慇勤地幫助自己，或者誠惶誠恐不敢得罪自己，那麼，他再找不到比公爵這個人的行動更生動活潑的範例了。
我們可以用來責難公爵的，唯有選舉猶利當教皇這一件事情。在這次選舉中他選擇錯了，因為，正如我已經談到的，他本來能夠阻止任何人當選為教皇，他如果不能夠選舉一個使自己稱心滿意的教皇，他也絕不應該同意選舉任何一個自己已經得罪的樞機主教或者一個當上教皇就會害怕自己的樞機主教來擔任教皇，因為人們出於恐懼或者出於仇恨都會損害你的。在公爵所曾經開罪的人們當中，有聖·皮耶羅·阿德·溫庫拉[74]、科隆納[75]、聖·喬治[76]和阿斯卡尼奧[77]等人。除了羅阿諾和西班牙人[78]之外，其餘的人一旦當上教皇，勢必害怕公爵。——至於西班牙人則由於他們的同盟關係和對他負有義務，羅阿諾則由於自己同法蘭西王國的關係，才享有權力，所以是個例外。因此，公爵本來應該選擇一個西班牙人當教皇[79]。如果這一點辦不到，他就應該贊同選立羅阿諾，而不是選舉聖·皮耶羅·阿德·溫庫拉。如果任何人相信給以新的恩惠就會使一個大人物忘卻舊日的損害，他就是欺騙自己。因此，公爵在這次教皇的選舉中犯了錯誤，這就是他終於滅亡的原因。[80]
第八章 論以邪惡之道獲得君權的人們
但是，從平民的地位崛起，成為君主的方法還有其他兩個——這兩個方法都不能夠完全歸諸幸運或者德之屬，因此我覺得對於這兩者不應該略而不談，雖然其中一個方法，當我論述共和國的時候還可以更詳盡地加以討論。[81]這兩個方法就是：一個人依靠某種邪惡而卑鄙的方法登上統治地位；或者一個平民依靠他的同胞們的幫助，一躍而為祖國的君主。在討論第一個方法的時候，我將舉兩個例子作為說明：一個是古代的，另一個是現代的。我認為，對於那些必須傚法他們的人來說，這兩個例子就足夠了，而無需更進一步探討這種方法的功罪。
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82]不僅是從平民的地位，而且是從下等而卑賤的地位崛起，成為敘拉古國王的。這個人是一個陶工的兒子，在他一生的各個時期都過著邪惡的生活。可是他的邪惡行徑同時具有精神和身體之德，因此，他投身軍界之後，經過各個級別，擢升為敘拉古的執政官。當他取得這個職位的時候，他就決心要當上國王，並且打算依靠暴力而不依靠他人的幫助，保有大家同意給他的一切。[83]為此，他使迦太基人阿米爾卡雷[84]對他這個計劃有所理解，——當時阿米爾卡雷率領他的軍隊正在西西里作戰。他在一個早上召集了敘拉古的人民和元老院，似乎要同他們商討關於共和國國事似的，可是在發出一個約定的信號的時候，就讓他的士兵把元老院全體元老和最富豪的人們統統殺掉。這些人死了，他沒有遇到市民的任何反抗，就奪得了並且繼續保有這個城市的統治權。而且，雖然他被迦太基人打敗了兩次，該城市最後被圍攻，可是他不但能夠保衛他的城市，而且除了留下一部分人馬從事抵禦圍城之外，以其餘兵力進攻非洲。這樣一來，他在短期內就解除了敘拉古之圍，並且使迦太基人陷入極端窘境，被迫同阿加托克雷講和，迦太基人佔有非洲就滿足了，而把西西里讓給阿加托克雷。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這個人的行動與德，[85]就會察覺到他毫無或者很少可以歸功於幸運之處。因為，正如上面所說的，他取得了君權並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經歷無數的艱難險阻，在軍隊中逐級提升得來的；其後他繼續保持這個地位，則是有賴於許多勇敢的冒著風險的決策。但是，屠殺市民，出賣朋友，缺乏信用，毫無惻隱之心，沒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夠稱作有德[86]的。以這樣的方法只是可以贏得統治權，但是不能贏得光榮。不過，如果考慮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難、克服困難的德，我們就覺得沒有理由認為他比任何一個最卓越的將領遜色。然而他的野蠻殘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勝數的惡劣行為，不允許他躋身於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因此，我們就不能夠把他的成就歸之於幸運或德，因為他不是靠這些成功的。
在我們的時代裏，當歷山六世在位期間，費爾莫市民奧利韋羅托[87]幼年時是一個無父的孤兒，由他的叫作焦萬尼·福利亞尼的舅父撫養。在他童年的時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羅·維泰利[88]部下當兵，希望他在保羅·維泰利的訓練下，能夠在軍界裏，取得顯赫的地位。保羅死後，他在保羅的兄弟維泰洛佐[89]部下從軍。由於他的機智和身強膽壯，他在極短的期間內就成為維泰洛佐軍隊中的第一號人物。但是他覺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賤的事情，於是下定決心，在費爾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這些人認為奴役勝過他們國家的自由），並且在維泰洛佐的贊助下，要佔領費爾莫。因此他寫信給焦萬尼·福利亞尼說，因為離鄉背井已經多年，自己希望回去探望他和故鄉，並且稍為看看自己的祖產；他又說，他汲汲以求的，除了榮譽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為著使他的市民同胞知道他並沒有虛度光陰，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從組成一百名騎兵伴送榮歸故里，他請求他的舅父從事安排，使他受到費爾莫市民榮譽的接待，而這一切不僅是他的榮譽，同時也是焦萬尼本人的榮譽，因為他是焦萬尼養育的孩子。因此，焦萬尼分毫不差地盡了對於他的外甥應盡的責任，使他受到費爾莫市的人們榮耀的接待，請他住到他自己的家裏。奧利韋羅托在那裏過了幾天，為自己將來的陰謀詭計作好了必要的秘密安排之後，他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邀請了焦萬尼·福利亞尼和費爾莫市的一些首要人物出席。[90]當吃過酒餚以及這種宴會所常有的其他餘興完畢之後，奧利韋羅托裝模作樣地開始發表某種重要講話，大說特說教皇歷山和他的兒子切薩雷的偉大，以及他們的鴻圖偉業。當焦萬尼和其他的人們對於他這個講話作答之後，奧利韋羅托立刻站起來說，這些事情應當在較為秘密的地方進行討論。於是他自己退入一個房間裏去，焦萬尼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跟隨他進去了。可是他們剛要坐下來，士兵們就從密藏的地方湧上來，把焦萬尼和所有其餘的人統統殺了。在這次謀殺之後，奧利韋羅托就跨上馬背，在市裏往來馳騁，把宮廷中的最高長官圍困起來，使他們驚駭恐懼，不得不唯命是從，並且確認由他本人當君主的政府。他把所有那些心懷不滿可能加害於他的人們全部殺掉，同時頒布關於民政和軍政的新的規章制度，來鞏固自己的勢力。這樣一來，他在保有這個王國的一年中，不但在費爾莫這個城市之內安全不過，而且使所有的鄰國都害怕他。但是，正如上面已經提過的，當切薩雷·博爾賈在西尼加利亞征服了奧爾西尼和維泰利的人們的時候，如果奧利韋羅托沒有上博爾賈的當，他的滅亡就會像阿加托克雷的滅亡一樣困難了。因此，在奧利韋羅托殺親以後一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德與罪兩方面拜作老師的維泰洛佐一道被絞死了。
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為什麼阿加托克雷和某些像他一類的人們，為人無限奸詐、殘暴，後來卻能夠長時期地在他們本國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夠保衛自己不受外敵的侵害，而且他本國的公民也從沒有陰謀反對他們；而與此相反，其他許多人，依靠殘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時期也不能夠保有他們的國家。至於在勝敗未卜的戰爭時期內就更不用說了。我認為，這是由於妥善地使用或者惡劣地使用殘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壞事稱為好事的話，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說，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殘暴手段，除非它能為臣民謀利益，其後決不再使用。惡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說，儘管開始使用殘暴手段是寥寥可數的，可是其後與時俱增，而不是日漸減少。採取上述第一種辦法的人們，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樣，由於神與人的幫助，對於他們的地位會獲得某種補益，而採取另一種辦法的人們卻不可能自保。
由此可見，佔領者在奪取一個國家的時候，應該審度自己必須從事的一切損害行為，並且要立即畢其功於一役，使自己以後不需要每時每日搞下去。這樣一來，由於不需要一再從事侵害行為，他就能夠重新使人們感到安全，並且通過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們爭取過來；反之，如果一個人由於怯懦或者聽從壞的建議不這樣做，他的手裏就必需時時刻刻拿著鋼劍，而且他永遠不能夠信賴他的老百姓，而由於他的新的繼續損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為損害行為應該一下幹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損害，他們的積怨就少些；而恩惠應該是一點兒一點兒地賜予，以便人民能夠更好地品嚐恩惠的滋味。總之，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應該在人民當中生活，以免發生任何意外事件——不論是好的或者壞的，迫使自己改弦易轍[91]，因為如果這種變革的必要性是在不利時期發生的，這時你採取嚴酷手段就太晚了，而你作好事也幫助不了你自己，因為人們認為你是被迫如此，你是不會因此得到任何的感謝的。
第九章 論市民的君主國
現在談另一種情況：如果一個平民的市民，不是依靠罪惡之道或者其他難堪的凶暴行為，而是由於獲得本土其他市民的贊助而成為本國的君主，這種國家可以稱之為市民的君主國。要取得這種地位，一個人既不完全依靠德，也不完全依靠幸運，需要的倒是一種伴有幸運的機靈（unaastuziafortuAnata）。我認為，取得這種君權，不是由於獲得人民的贊助就是由於獲得貴族的贊助，因為在每一個城市裏都可以找到兩個互相對立的體液（humor）[92]；這是由於人民不願意被貴族統治與壓迫，而貴族則要求統治與壓迫人民。由於這兩種相反的胃口（appetite），於是在城市裏就產生下述三種結果之一，不是君主權（principaAto），就是自主權（liberta），否則就是無政府狀態（licenzia）。君主政體，不是由人民建立，就是由貴族建立，這要看在這兩方當中哪一方獲有機會。當貴族看見自己不能夠抗拒人民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抬高他們當中某一個人的聲望，並且使他當上君主，以便他們在他的庇蔭下能夠實現自己的胃口。另一方面，當人民察覺自己不能夠抵抗貴族的時候，也抬高他們當中某一個人的聲望，並且扶他做君主，以便能夠依靠他的權力保衛他們。一個人依靠貴族的幫助而獲得君權，比依靠人民的幫助而獲得君權更難於繼續保持其地位。因為君主發覺自己周圍有許多人自以為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不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思隨意指揮他們或者管理他們。
但是如果一個人是由於人民的贊助而獲得君權，他就發覺自己是巍然獨立的人，在自己周圍並沒有一個人不準備服從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數人不準備服從自己的。除此之外，一個君主如果公平處理事情而不損害他人，就不能夠滿足貴族的慾望，但是卻能夠使人民感到滿足。因為人民的目的比貴族的目的來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壓迫而已，而後者卻希望進行壓迫。再說，如果人民滿懷不滿，君主是永遠得不到安全的，因為人民為數眾多；另一方面，君主能夠使自己安全地對付貴族，因為貴族人數甚少。君主能夠預料到那些敵對的人民幹出最壞的事情，就是他們將來把自己拋棄了。但是，對於那些敵對的貴族，君主不僅害怕他們拋棄自己，還害怕他們會起來反對自己。因為貴族在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遠而且更敏銳，常常能夠及時使自己得救，而且從他們所預期的將會贏得勝利的一方取得幫助。此外，君主總是不得不和上述的平民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沒有上述貴族，君主也能夠過得很好，因為他能夠隨時設立或者廢黜貴族，並且能夠隨心所欲給予或者抹掉他們的名聲。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件事情，我認為對於貴族應該主要地從下述兩種方式著眼進行考察：他們支配自己行動的方式使他們自己完全依靠你的運氣，抑或不是這樣。對於那些這樣約束自己而不是貪婪的人們，你應該給以光榮並加以愛護；而對於不是這樣約束自己的人們，你可以從下述兩種方式著眼進行檢驗。這就是說，他們這樣做可能是由於膽怯或者天生缺乏勇氣使然。在這種情況下，你應該利用他們，特別是利用那些能夠給你提出有益意見的人們。因為，這樣一來，當你隆盛的時候，他們會尊敬你，而當你處在逆境的時候，你也無需畏懼他們。但是，如果他們是為了野心勃勃的目的，故意不依靠你，這是一個徵象，表明他們為自己著想比替你著想得更多。君主就應該防範這類人，並且把他們當作公開的敵人那樣加以警惕，因為在君主不利時期，他們總是出來幫助把君主滅掉。
因此，如果一個人由於人民的贊助而成為君主的話，他應該同人民保持友好關係。因為他們所要求的只是免於壓迫，君主是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的。但是一個人如果同人民對立而依靠貴族的贊助成為君主的話，他頭一件應該做的事就是想方設法爭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於自己保護之下，他就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因為人們原來預料要受到他的損害而現在從他那裏得到了好處，他們對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對他充滿了好感，勝過那些贊助他登上王位的人們。而且君主要贏得人民的好感有許多方法。這些方法根據各種情況而互不相同，我們不能夠製作出一定之規，因此現在就不談了。我只是斷言：君主必須同人民保持友誼，否則他在逆境之中就沒有補救辦法了。
斯巴達國王納比德[93]，抵禦了全希臘人和一支羅馬常勝軍的圍攻，保衛了他的國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們侵害；當危難降臨他頭上的時候，他需要做的不過是使少數人無能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經同他敵對的話，這就不夠了。對於我的這條見解，誰都不要拿一句陳腐的諺語「以人民為基礎，譬如築室於泥沙」來進行反駁。因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礎建立在人民之上，並且深信當自己受敵人或者官吏壓迫的時候人民將會解救自己，那麼這句諺語是中肯的。在這種情況下，如同羅馬的格拉奇[94]和佛羅倫薩的喬治·斯卡利[95]的遭遇一樣，他往往發現自己上當了。但是，如果把基礎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夠指揮，是一個勇敢的人，處逆境而不沮喪，不忽視其他的準備，並且以其精神意志與制度措施激勵全體人民，這樣一個人是永遠不會被人民背棄的，而且事實將會表明他已經把基礎打好了。
這種市民的君主國從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轉向專制政治的時候，往往處於危險狀態。因為這類君主不是由自己親自指揮就是通過官吏進行指揮的。在後一種場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軟弱無力和更加危險的，因為他們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當官的人們的意志；而後者，特別是在危難時期，不是採取行動反對君主就是拒不服從君主，這就很容易篡權奪位。君主在危難中已經來不及行使絕對的權力了，因為市民和屬民已經接受官吏的命令慣了，在這種危急之秋不會服從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動盪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夠信賴的人。這種君主不能夠以太平時期所看到的情況作為根據。因為在太平時期市民們對國家都有所需求，當時每一個人都為國家奔走，每個人都滿口答應；而且當遠離死亡之境的時候，他們全都準備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難時期，當國家對市民有所需求的時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無幾了。而這種經歷是極其危險的，它只能經歷一遭就再沒有機會了。因此，一個英明的君主應該考慮一個辦法，使他的市民在無論哪一個時期對於國家和他個人都有所需求，他們就會永遠對他效忠了。
第十章 應該怎樣衡量一切君主國的力量
在研究這些君主國性質的時候，必須考慮另一點，也就是說，一個君主在困難的時候是否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要說：我認為如果由於人口眾多或者財力充裕能夠募集足夠的軍隊，同任何入寇者決戰於疆場，他們就是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嶼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面，我認為，如果不能夠同敵人決戰於疆場，而只是被迫躲在城牆後面進行防禦，他們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關於第一種情況，已經討論過了，但是以後遇有機會，我們還需要再談一談。關於第二種情況，我只有鼓勵這種君主為自己的城市森嚴壁壘、備足糧草，對於鄉村則不要有任何顧慮，除此以外，我再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任何人如果給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於同臣民的關係則依照上面指出的、以後還要談到的方法進行處理，那麼人們向他進攻總得慎重考慮一番，因為人們對於一項計劃如果預見其中有困難總是不喜歡的，而且君主已經給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同時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對這樣一位君主進攻，可以預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德國的各個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們的農地很少，它們認為合適的時候就服從皇帝。但是它們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們鄰近的其他任何統治者，因為他們已經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誰都知道要攻陷這種城市定將曠日持久，困難重重。因為所有這些城市都築有適當的壕溝與城垣，配備足夠的大炮，在公家倉庫裏經常儲備足供一年之需的糧食和燃料，除此之外，為著使老百姓得到溫飽同時公家也沒有損失，它們總是有辦法在一年中讓老百姓可以在關係該城市命脈的勞動中和供給老百姓衣食的行業中工作。加之，它們還十分重視軍事訓練，而且制定許多關於保持軍事訓練的規章制度。
因此，君主如果擁有強固的城市，又沒有積怨結恨於人民，他就不會受到攻擊。假如任何人進行攻擊的話，定將狼狽不堪地被驅逐出去。因為這個世界的事情是如此的千變萬化的，要使軍隊無所事事地圍城紮營整整一年，那簡直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許要說，如果人民在城市外邊有財產，現在眼看著它被焚燒了，他們將忍耐不住，而且長期的包圍和利己心將使他們忘記了君主。對此，我回答說：一個強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時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禍患不會長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們對於敵人的殘酷感到恐懼，同時把自己認為過於莽撞的人們巧妙地控制起來；這樣一來，君主總是能夠克服上述一切困難的。更進一步說，當敵人到來的時候，如果士氣依然旺盛如故，並且決心進行抵抗，敵人定會立即焚燒破壞城市周圍的地方。因此，君主更不應該猶豫不決，因為不久之後，當士氣已經消沉，損失已經產生，災害已經臨頭，就再沒有什麼挽救之道了。所以現在人民會更加下定決心同君主團結起來，因為在他進行抵抗的時候他們的房屋被燒掉了，他們的財產被毀滅了，他顯然不能不對人民負有責任。原來，施恩正如受恩一樣都使人們產生義務感，這是人之常情。所以，如果認真考慮了全部情況，只要不缺乏糧食和防衛手段，一位精明的君主在敵人包圍的時候自始至終使他的公民意志堅定，這是沒有困難的。
第十一章 論教會的君主國
現在只剩下教會的君主國有待探討。關於這種國家，其全部困難來自取得這種國家之前。取得這種國家或者是依靠德，或者是依靠幸運，而保有它卻兩者都不倚靠，這種國家是依靠宗教上的古老的制度維持的。這種制度是十分強有力的，而且具有這樣一種特性：它們使它們的君主當權，而不問他們是怎樣行事和生活的。這些君主自己擁有國家而不加以防衛，他們擁有臣民而不加以治理；但是，其國家雖然沒有防衛卻沒有被奪取，其臣民雖然沒有受到治理卻毫不介意，並且既沒有意思也沒有能力背棄君主。只有這樣的君主國才是安全和幸福的。
但是，由於這種國家是依靠人類智力所不能達到的更高的力量支持的，我就不再談論它了；因為這種國家顯然是由上帝所樹立與維護的，如果議論它，就是僭妄的冒失鬼的行為。
可是人們會問我：羅馬教會現在取得了這樣大的世俗權力是何因緣？從教皇歷山時代上溯，義大利的主權者[96]，——不僅被稱為主權者的人們，甚至雖然是小小的男爵和主子[97]，向來都輕視教會在世俗事務上的權力，而現今法國的一個國王對它卻怕得發抖，因為教會能夠把一個法國國王驅逐出義大利，並且使威尼斯人毀滅。雖然這件事情是眾所周知的，但是我覺得喚起人們回憶一下並不是多餘的。
在法國國王查理侵入義大利[98]以前，這個地區是在教皇、威尼斯人、拿波里國王、米蘭公爵和佛羅倫薩人的統治之下的。這些主權者操心不過的主要是兩件事：一是不能讓任何一個外國人武裝侵入義大利；另一件是，在他們當中誰都不得奪取比現有的更多的領土。這些主權者最注意教皇和威尼斯人。為了抑制威尼斯人，正如為了保衛費拉拉一樣，其他各國必須聯合起來[99]。為著遏制教皇，他們就利用羅馬的貴族們，使後者分裂成為奧爾西尼和科隆尼斯兩派，使彼此之間經常發生齟齬，而且手裏拿著武器站在教皇跟前，使得教皇感到軟弱、六神無主。雖然有時也可能出現一個像思道[100]那樣英勇的教皇，可是無論幸運或卓識都不能夠使他擺脫這種煩惱。他們的生命短促[101]是一個原因。因為一個教皇在位期間平均十年，在這十年當中，他好不容易才能夠把這些黨派當中的一派壓下去。比如說，一個教皇差不多把科隆尼斯這一派整垮，而另一個教皇繼位卻與奧爾西尼這一派為敵，他為使科隆尼斯派復興，而沒有時間搞垮奧爾西尼這一派。這就使得教皇的世俗權力在義大利不為人所重視。
後來歷山六世做了教皇，在歷代教皇當中，他最充分地說明一個教皇使用金錢與武力兩者能夠得勢：他利用瓦倫蒂諾公爵作為工具，並且利用法國入侵義大利的機會，實現了各項事情，這些事情我在上面論述公爵行動的時候已經談論過了。雖然他的意圖本來不是為著壯大教廷的勢力，而是為著壯大公爵的勢力，但是他這樣作，其結果是壯大了教廷的勢力，因為在他去世和公爵滅亡之後，教廷就成為他的勞動成果的繼承者。
其後，猶利繼位。他察覺教廷是強有力的，因為它已佔領羅馬尼阿全境，羅馬的公侯被鎮壓了，那些黨派在歷山的打擊下被消滅了，他還發現歷山時期以前從來未曾使用過的積累財富的方法[102]。猶利不僅繼續把這些事情進行下去，而且加以改進。他決心奪取波洛尼阿，消滅威尼斯人，並且把法國人驅逐出義大利。他的這些事業全部成功了[103]。因為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為著提高教廷的地位而不是提高任何私人的地位，因此使他更加光榮。他還把奧爾西尼和科隆尼斯這兩派約束在他所認定的範圍之內。雖然在他們當中有些能夠改變局勢的頭頭，可是有兩件事牢固地控制著他們：一件是教廷的強大，使他們有所畏懼，另一件是不讓他們的人擔任樞機主教，因為這種主教是黨派之間發生紛爭的根源。如果這些黨派有他們自己的樞機主教，他們就絕不能夠保持安靜，因為這些主教將在羅馬內外培植黨派，而公侯們不得不衛護他們；於是由於僧侶的野心導致各個公侯之間發生騷亂與紛爭。因此，當今聖父教皇良[104]察覺這個教宗的職位非常強大有力。我們希望，如果先前的一些教皇已經依靠堅甲利兵使教宗的職位強大起來了，那麼當今教皇將依靠善行和無限的其他德使它更加強大，並且更加獲得人們的崇敬。
第十二章 論軍隊的種類與僱傭軍
在本書開頭提出要論述的這些君主國的特性，我已經詳細地討論過，並且多多少少已經考慮了這些君主國盛衰的原因，還指出了許多人努力奪取並保持這些國家曾經採取的方法。現在尚待我概括地討論一下在這些國家當中每一個國家可能使用的進攻與防守之道。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君主必須把自己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之上，否則必然地招致滅亡。而一切國家，無論是新的國家、舊的國家或者混合國，其主要的基礎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軍隊，因為如果沒有良好的軍隊，那裏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時如果那裏有良好的軍隊，那裏就一定會有良好的法律。現在我不討論法律問題而只談軍隊問題。
依我說，君主用來保衛本國的軍隊，或者是他自己的軍隊，或者是僱傭軍、援軍，或者是混合的軍隊。而僱傭軍和援軍是無益的，並且是危險的，一個人如果以這種僱傭軍隊作為基礎來確保他的國家，那麼他既不會穩固亦不會安全，因為這些僱傭軍隊是不團結的，懷有野心的，毫無紀律，不講忠義，在朋友當中則耀武揚威，在敵人面前則表現怯懦。他們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講信義；毀滅之所以遲遲出現只是由於敵人的進攻推遲罷了。因此你在和平時期受到這些雇傭軍掠奪，而在戰爭中則受你的敵人掠奪。這是因為，除了一點軍餉之外，他們既沒有忠義之忱，也沒有其他的理由使他們走上戰場，而這點軍餉並不足以使他們願意為你犧牲性命。當你不打仗的時候，他們情願給你當兵，但是如果發生戰爭，他們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
要我證明這一點是毫不費力的，因為現在義大利崩潰不是由於別的原因，而是由於她許多年來依賴僱傭軍，雖然他們先前曾經幫助某些人取得進展，並且在彼此之間顯得勇猛不過，可是當外敵壓境的時候，他們就原形畢露。因此，法國國王查理〔八世〕「拿著粉筆」[105]就能夠不費吹灰之力而占據義大利。有人說，其原因是由於我們的罪過，他說的確是真實情況，[106]可是這並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些罪過，而是我已經論述的那些罪過。因為那是君主們的罪過，所以他們也受到了懲罰。
我想進一步論證這種軍隊的不可靠。僱傭軍的首領們或者是能幹的人，或者是不能幹的人，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他們是能幹的，你可不能夠信賴他們，因為他們總是渴求自我擴張；因此不是壓迫自己的主人——你，就是違反你的意思壓迫他人。反之，如果首領是無德的人，他往往使你毀滅。如果有人回答說，不論是否僱傭軍，只要手中掌握了武器，都是一樣行動的。對此，我回答說，當君主或共和國必須用兵時，君主必須身臨前敵，並且親自掛帥。共和國則必須委派自己的公民前往，如果被派的人結果力不勝任，就必須予以撤換；如果其人勝任其事，則必須用法律加以約束，不要讓他越出指示範圍。經驗已經證明，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裝起來的共和國才能夠取得巨大的進展，而僱傭軍只能造成損失。而且要使一個用自己的武裝力量武裝起來的共和國服從它的某一個公民的支配，比一個靠外國武力武裝起來的國家遠為困難。
羅馬和斯巴達許多世紀都是整軍經武，從而享有自由。瑞士人則是徹底武裝起來，從而享有完全的自由。關於古代使用僱傭軍的事情，可以舉迦太基人為例。雖然迦太基人派了自己的公民們擔任僱傭軍的頭頭，可是在他們同羅馬人進行第一次戰爭之後就幾乎被僱傭兵所壓倒。在埃帕米農達[107]死後，底比斯就請馬其頓的菲利普[108]當他們軍隊的將領；勝利後，菲利普就把底比斯人的自由剝奪了。菲利普公爵一死，米蘭人便招羅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109]討伐威尼斯人。等到在卡拉瓦焦[110]戰勝敵人之後，斯福爾扎卻同威尼斯人聯盟，來壓迫他自己的主人——米蘭人。斯福爾扎的父親，曾經應募在拿波里王國的焦萬挪女王[111]底下從軍，後來突然間離開女王使她的軍隊解體；為著挽救她的王國，女王被迫投到阿拉岡國王的懷抱裏。
然而，威尼斯人和佛羅倫薩人先前都曾經利用僱傭軍擴張自己的版圖，而這種軍隊的將領們並沒有自立為王，卻保衛了他們，這又怎麼理解呢？我回答說，在這種場合佛羅倫薩人是托福於僥倖的，因為在那些本來可能使他們感到可怕的有德的將領當中，有些人沒有打勝仗，有些人遇到了對立的力量，另一些人則把他們的野心用於別的地方了。沒有克敵取勝的那一個人就是焦萬尼‧奧庫特[112]，因為他沒有打勝仗，他的忠義就不能夠獲得證明。但是任何人都承認：假如他得勝了，佛羅倫薩人就得由他主宰了，而斯福爾扎則是始終同布拉奇奧家族[113]1對立的，他們彼此之間互相掣肘。再說，弗朗切斯科則把他的野心轉到倫巴第去了。而布拉奇奧則反對教廷和拿波里王國。然而，還是讓我們看一下不久以前發生的事情吧。佛羅倫薩人委派了保羅·維泰利擔任他們的將領。這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他以平民的身份崛起，在軍隊中早獲得極大的名聲。如果這個人攻佔了皮薩，佛羅倫薩人當然要同他保持密切的關係，這是誰都不會否認的，因為如果他一旦變成他們的敵人的戰士，他們就束手無策了；另一方面，如果他們僱傭他，他們就必須服從他。
至於威尼斯人，如果我們考慮一下他們所取得的進展，我們就看到，當他們派遣自己人作戰的時候，他們做得既穩當又光榮（這是在他們轉向大陸方面攻打之前的事情），他們利用他們的貴族和武裝的平民進展得非常有德。但是，當他們開始在大陸作戰的時候，他們拋棄了這種德，而倣傚義大利作戰的習慣。威尼斯人在擴張大陸領土的初期，一來由於領土還不很多，二來由於名聲赫赫，他們沒有必要害怕他們的將領。但是其後，當他們在卡爾米紐奧拉[114]的指揮下，把他們的領土大肆擴張的時候，他們就吃了這個錯誤的苦頭。因為他們在卡爾米紐奧拉的指揮下打敗了米蘭的公爵，於是察覺到卡爾米紐奧拉是一個極有德的人，可是，另一方面，他們瞭解到他在戰爭中變得很冷淡，他們認定在他的指揮下不再能夠獲勝了。為著免得失去他們已經奪得的一切，他們又不願意也不能夠把他解雇。他們為著確保自己的安全，不得不把他殺了。後來他們先後招請巴爾托洛梅奧·達·貝爾加莫[115]、魯貝托·達·桑·塞韋里諾[116]、皮蒂利亞諾伯爵[117]以及如此之類的人擔任他們的將領。使用這些將領，他們不得不害怕打敗仗，從而一無所得。例如後來在維拉戰役發生的情況就是這樣，他們在一日之間把八百年來歷盡困苦所取得的一切都喪失了。因為靠這種僱傭軍要有所獲也只能慢慢來，既遷延時日又渺乎其小，但是損失則是突然出現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由於上面的例子，我想到多年來直到現在被僱傭軍統治著的義大利，所以我想要深入地談談僱傭軍的問題，以便瞭解僱傭軍的起源及其發展，就能夠更好地加以改正。
你一定瞭解，晚近在義大利，皇權開始受到排斥，而教皇在世俗事務方面卻取得了更大的聲勢，義大利已分裂成為更多的國家；因為在大城市當中有許多城市武裝起來反對那些先前受皇帝寵愛、壓迫自己的貴族，同時教會也贊助他們，以便擴大自己在世俗方面的聲勢。而在其他許多城市中，他們的市民也變成了君主。這樣一來，義大利就幾乎全部落在教廷和一些共和國手裏，而組成教廷的神父們和支配共和國的市民們由於不諳軍事，兩者都開始招募外國人當兵。使這類軍隊赫赫有名的頭一個人，就是羅馬尼阿人阿爾貝里戈·達·科尼奧[118]。布拉奇奧和斯福爾扎——還有其他的人——就是由這個人訓練出來的。這兩個人就是當時義大利的主宰。繼他們之後，又來了其他僱傭軍將領，他們指揮義大利的軍隊以迄今日。然而他們的德帶來的結果，卻是使義大利遭受查理〔八世〕的蹂躪[119]、路易〔十二世〕的掠奪[120]、費爾迪南多的摧殘[121]和瑞士人的凌辱[122]。
他們過去所採取的政策，首先是貶低步兵的聲勢，藉以抬高自己的聲勢。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領土，而是依靠受僱傭的收入來維持生活的。然而為數區區的步兵是不能夠使他們贏得聲勢的，但是他們又沒有能力供養許多步兵；因此，他們改為依靠騎兵，他們使相當數量的騎兵獲得供養並且受到尊崇。結果是：在一支兩萬人的軍隊中，步兵不及兩千人。除此之外，這些將領們還採取各種方法來減輕自己和士兵們的勞苦和危險，在戰鬥中不進行屠殺而是活捉俘虜，而且不要求贖金即予以釋放。他們並不夜襲城市，城市的防軍亦不夜襲野營。他們在軍營的周圍既不樹立欄柵，或者挖掘壕溝，在冬季也不出征。所有這些事情是他們的兵法所允許的，並且，正如我已經講過的，這是他們為著避免疲勞和危險這兩者而想出來的辦法。這樣一來，他們就使義大利陷入奴隸狀態和屈辱之中
第十三章 論援軍、混合軍和本國的軍隊
另一種無益的軍隊是外國的援軍。這是請求一個強國進行援助和保衛自己的時候派來的軍隊，如近年教皇猶利二世就是這樣做的。當他對費拉拉用兵的時候吃了他的僱傭軍的苦頭，於是轉而求助於外國援軍。他同西班牙國王費爾迪南多約定由後者用他的人員和部隊援助[123]。這些軍隊本身可能是有用的、良好的，可是對於招請這些軍隊的人來說卻幾乎經常是有害的，因為如果他們打敗了，你就完蛋了，反之如果他們贏得勝利，你就要成為他們的俘虜。雖然在古代歷史上，這樣的實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離開教皇猶利二世這個新近的例子，他那個決定是再糊塗不過的：他因為想佔領費拉拉，於是把自己置於一個外國人的手裏，只是由於他的好運發生了第三種情況，才使他沒有吃到他這種輕率抉擇的苦果。因為他的援軍在拉文納被擊潰之後，瑞士人奮起把征服者驅逐出去——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預料完全相反的。這樣一來，由於他的敵人已經逃走了，他才不致成為他的敵人的俘虜。同時教皇已經由於援軍以外的其他軍隊獲勝了，也沒有成為自己的援軍的俘虜。佛羅倫薩人自己完全沒有武裝起來，卻派遣一萬名法國兵去進攻皮薩[124]，他們這種作法比起他們以前任何危難時期都更加危險。君士坦丁堡的皇帝[125]為了反對他的鄰國，派遣上萬名土耳其軍隊到希臘，戰事結束的時候，他們不肯離境，這就是希臘受異教徒奴役的開端。
因此，誰不想勝利，就利用這種援軍吧！他們帶來的危險比僱傭軍多得多，因為援軍到來也就造成了毀滅的條件，他們全體團結一致，而且完全聽從外國人的命令。可是，就雇傭軍而論，如果他們獲得勝利，他們要加害於你，卻需要更長的時間和較好的機會。僱傭軍並不是一個整體，他們是由你找來並發給軍餉的，而且由你委派第三者擔任他們的頭頭，這個第三者是不能夠立即取得足夠的權威來加害於你的。總之，就僱傭軍而論，其懶散是最危險的；若就援軍而論，其德卻是最可怕的。
因此，英明的君主總是謝絕使用這種軍隊，轉而依靠自己的軍隊。他寧可依靠自己的軍隊打敗，而不願依靠他人的武力制勝，因為他並不認為用他人的軍隊贏得的勝利是真正的勝利。
我毫不躊躇地援引切薩雷·博爾賈及其行跡為例。這位公爵依靠援軍侵入羅馬尼阿，他們全部是法國的軍隊並且依靠他們佔領了伊莫拉和富利。但是後來，他覺得這種軍隊靠不住，於是轉而依靠僱傭軍。因為他認為僱傭軍的危險較小，他僱傭了奧爾西尼和維泰利的兵，可是，後來在管理中覺察他們可疑、不忠實，並且有危險的時候，他立即消滅他們，回過頭來依靠他自己的人。我們注意了一下：當這位公爵只是依靠法國人，當他依靠奧爾西尼和維泰利的僱傭軍，以及當他依靠自己的軍隊和他自己的時候，他的名氣互有不同，我們就能夠很容易地認識到這些軍隊之間的差別了。我們發現，當每個人都知道他是他的軍隊的完全的主人的時候，他的名聲總是愈來愈大，他受到人們的敬佩，是任何時候都比不上的。
雖然我不打算離開義大利最近發生的這些事例，但是我不想忽視我在上面已經提到的那些人當中的一個——敘拉古的耶羅內。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這個人被敘拉古人推舉為軍隊的長官，他隨即發覺那些像我們義大利僱傭軍那樣組成的僱傭軍是無益的，並且覺得自己既不能夠保有他們又不能夠將他們解散，他不得不把他們全部斬殺。以後，他就率領自己的軍隊而不是外國的軍隊作戰。
現在我還想回顧一下舊約聖經裏面有關這個問題的一個譬喻。大衛請求掃羅王讓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戰者歌利亞戰鬥。於是掃羅為著使他壯膽，把自己的鎧甲給他佩戴，可是當大衛試了一下之後就立即謝絕了。他說，戴這個鎧甲就不能夠很好地發揮自己的力量，他寧願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刀子同敵人周旋。總而言之，他人的鎧甲不是從你的身上落下來就是把你壓倒，或者把你束縛得緊緊的。
法國國王路易十一的父親查理七世由於自己的幸運和德，把法國從英國人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他認識到依靠自己的軍隊武裝自己的必要性，於是在他的王國裏制定了關於步兵和騎兵的規章制度。但是後來他的兒子路易國王廢除了本國的步兵，而開始招募瑞士士兵。正如我們現在能夠看見的，這種錯誤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錯誤就是這個王國危難的原因。因為路易國王使瑞士兵享有盛名，於是使自己的士兵灰心喪氣，因為他已經把整個步兵廢除，同時他的騎兵又仰賴於外國軍隊，因為法國騎兵和瑞士兵協同作戰已成習慣。因此他們認為，如果沒有瑞士兵就不能夠戰勝。這樣一來，法國人就沒有能力對抗瑞士人，而且沒有瑞士人就不敢對抗別人。法國的軍隊於是成為混合的軍隊，一部分是僱傭軍，另一部分是本國的軍隊。這種軍隊整個地說來比單純是僱傭軍或者單純是外國援軍好得多。可是比全部是本國的軍隊畢竟差得遠了。上述的例子證實了這一點，因為如果查理七世的制度得到發展或者堅持下去，法蘭西王國將是不可戰勝的。可是人們缺乏精明之智，使某一件事情起了頭，他們因為當時嚐起來可口而沒能察覺隱伏的毒性，正如我在上面談到的消耗熱病一樣。[126]
因此，一個人如果不能夠在一個君主國裏看出滋生的惡行，他就不是真正明智的。而能夠有這種先見之明的人只是少數。同時，人們如果研究一下羅馬帝國覆滅的頭一個原因，就會察覺，這是從僱傭哥特人當兵才開始的。因為羅馬帝國的勢力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衰微的，而以前曾經使羅馬帝國勃興的一切德都轉移到哥特人那裏去了。
因此，我的結論是：任何一個君主國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它是不穩固的。反之，一個君主國在不利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德以防衛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幸運了。明智的人們常常提出這樣的意見和論斷：「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東西，莫過於不以自己的力量為基礎的權力的聲譽了。」[127]所謂自己的軍隊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屬民組成的軍隊。所謂其他一切軍隊就是僱傭軍或者援軍。如果你考慮一下我在上面已經提到的四個人[128]2的辦法，並且觀察一下亞歷山大大帝之父菲利普以及許多共和國和君主怎樣整軍經武把自己組織起來，那麼很容易找到組織自己軍隊的辦法。而對於這種辦法我是完全信賴的。
第十四章 君主關於軍事方面的責任
君主除了戰爭、軍事制度和訓練之外，不應該有其他的目標、其他的思想，也不應該把其他事情作為自己的專業，因為這是進行統帥的人應有的唯一的專業[129]。它的德[130]不僅能夠使那些生下來就當君主的人保持地位，而且有許多次使人們從老百姓的地位一躍而高踞王位。反之，大家都知道，君主沉醉於安逸比對關心軍事想得更多便亡國。亡國的頭一個原因就是忽視這種專業，而使你贏得一個國家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精通這門專業。
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由於講求軍事，於是由平民一躍而為米蘭的公爵；而他的孩子們[131]由於躲避軍事的困苦，於是由公爵降為平民。因為不整軍經武，就使得人們蔑視你，這是君主必須提防的奇恥大辱之一。這一點容後說明，因為武裝起來的人同沒有武裝起來的人是無法比較的。指望一個已經武裝起來的人心甘情願服從那個沒有武裝起來的人，或者沒有武裝的人廁身於已經武裝起來的臣僕之中能夠安安穩穩，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為一方抱著蔑視的態度，他方抱著猜疑，這兩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處共事的。所以，一個君主如果不懂軍事，除了已經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獲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夠信賴他們。
因此，君主永遠不要讓自己的思想離開軍事訓練問題，而且他應該在和平時期比在戰爭時期更加注意這個問題。他要做到這一點，可以有兩個方法：其一是採取行動，其二是靠思考。關於行動方面，君主除了必須把他的人妥善地組織起來加以訓練之外，自己必須不斷地從事狩獵，藉以鍛煉身體，習慣於艱苦生活，並且認識各處地理狀態，瞭解山脈是怎樣起伏的，峽谷是怎樣凹陷的，平原是怎樣展開的，還要明瞭河流沼澤的特性，而且對於這一切必須予以最大的注意。
這種知識有兩種用處：首先是他學會怎樣瞭解自己的國土，就能夠更好地懂得怎樣保衛它；其次，如果此後他有必要瞭解任何其他地方時，由於他對那個地方的知識與經驗，他就能夠很容易瞭解那個地方。因為，舉個例子說，在托斯卡納的丘陵、山谷、平原、河流和沼澤同其他地區這些地方有某種相似之處，從而一個人由於瞭解一個地區的地勢，就能夠很容易地瞭解其他地區的地勢。君主如果缺乏這種專長，也就是缺乏了一個首領應該具備的頭一個條件，因為這種專長告訴他怎樣發現敵人，選擇根據地，率領軍隊安排作戰陣地，以及利用有利條件圍攻目的地。
阿凱亞人的君主菲利波門（Filipomene）[132]曾經受到史學家的各種讚揚，其中有一條就是，因為他在和平時期還是思考著戰爭的方法；當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鄉村的時候，他常常停下來同他們討論：如果敵人在這個山丘出現，而我們和我們的軍隊卻在這裏，誰享有地利呢？我們怎樣才能夠保持隊形穩妥地打擊敵人呢？如果我們想退卻，應該怎樣採取行動呢？如果敵人退卻了，我們應該怎樣追擊呢？當他和他們一起走著的時候，他會向他們提出一支軍隊可能遇到的一切情況，他傾聽他們的意見，並且說明自己的意見，同時提出理由加以論證。這樣一來，由於這樣經常不斷地深謀遠慮，他在率領軍隊時就不可能發生他不能夠應付的任何意外事件。
但是，為著訓練腦筋，君主還應該閱讀歷史，並且研究歷史上偉大人物的行動，看看他們在戰爭中是怎樣做的，檢查他們勝利與戰敗的原因，以便避免後者而步武前者。最重要的是他應當像過去那些偉大人物那樣做。他們要選擇某一個受到讚美和尊崇的前人作為榜樣，並且經常把他們的舉措和行動銘記心頭，據說[133]，亞歷山大大帝就是傚法阿基里斯，凱撒[134]傚法亞歷山大，西奇比奧[135]傚法居魯士。誰讀色諾芬[136]所寫的居魯士王的生平，誰就會從西奇比奧的生平看到他效仿居魯士給自己帶來多大光榮，同時在純潔、和藹、仁慈、寬宏大量方面，西奇比奧同色諾芬所描述的關於居魯士的特性多麼吻合。
這樣一類的方法，賢明的君主必須遵守；而且在和平時期絕不能夠無所事事，相反，應該努力地利用這些時間，以便在命運逆轉的時候，就已經做好了反擊的準備。
第十五章 論世人特別是君主受到讚揚或者受到責難的原因
現在尚待考察的是，君主對待臣下和朋友應該採取的方法和行動。關於這一點，我知道有許多人已經寫過文章，現在我也寫起文章來，特別是當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的觀點與別人的不同，因此，我恐怕會被人認為倨傲自大[137]。可是，因為我的目的是寫一些東西，即對於那些通曉它的人是有用的東西，我覺得最好論述一下事物能產生實效的真相(effectual truth of the thing)，而不是論述對於事物的想像(imagination of the thing)。許多人[138]曾經幻想那些從來沒有人見過或者知道在實際上存在過的共和國和君主國。可是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同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其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至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麼回事置諸腦後，那麼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因為一個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發誓以善良自持，那麼，他廁身於許多不善良的人當中定會遭到毀滅。所以，一個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知道怎樣做不良好的事情，並且必須知道視需要與否使用這一手或者不使用這一手。
為此，我想把關於想像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邊，而只是討論確實存在的事情。我認為被人們評論的一切人——特別是君主，因為他的地位更高——都突出地具有某些引起贊揚或者招致責難的品質。這就是說有人被譽為慷慨，有人被貶為吝嗇（這是使用托斯卡諾的用語，因為在我們的方言裏面，貪婪[avaro / avaricious]的人還包括那些想靠掠奪取得財物的人，而我們稱為吝嗇[misero / mean]的人是指那種不願多使用自己東西的人）。有人被認為樂善好施，有人則被視為貪得無厭；有人被認為殘忍成性，有人被認為慈悲為懷；有人被認為食言而肥，有人被認為言而有信；有人被認為軟弱和怯懦，有人則被認為勇猛和有精神(spirited)；有人被認為和藹可親，有人則被認為矜傲不遜；有人被認為淫蕩好色，有人被認為純潔自持；有人被認為誠懇，有人則被認為狡猾；有人被認為脾氣僵硬，有人則被認為容易相與；有人被認為穩重，有人被認為輕浮；有人被認為是虔誠之士，有人則被認為無信仰之徒，如此等等。
我知道每一個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現出上述那些被認為優良的品質，就是值得表揚的。但是由於人類的條件不允許這樣，君主既不能全部有這些優良的品質，也不能夠完全地保持它們，因此君主必須要夠精明，知道怎樣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國的惡行（vizii），並且如果可能的話，還要保留那些不會使自己亡國的惡行，但是如果不能夠的話，他可以毫不躊躇地聽之任之。
還有，如果沒有那些惡行，就難以挽救自己的國家的話，那麼他也不必要因為對這些惡行的責備而感到不安，因為如果好好地考慮一下每一件事情，就會察覺某些事情看來好像是德，可是如果君主照著辦就會自取滅亡，而另一些事情看來是惡行，可是如果照辦了卻會給他帶來安全與福祉。
第十六章 論慷慨與吝嗇
現在從上述的頭一種品質開始談起。我說，被人們稱為慷慨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獲稱譽，它就損害你了；因為如果你很有德地並且道地地慷慨行事，它不會被別人知道，你就逃避不了與此相反的惡名。所以，一個人如果希望在人們當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帶有某些豪侈的性質，以致一個君主常常在這一類事情上把自己的財力消耗盡了。到了最後，如果他們想保持住慷慨的名聲，他就必然非同尋常地加重人民的負擔，橫徵暴斂，只要能夠獲得金錢，一切事情都做得出來。這就使得他的臣民開始仇恨他，而且當他變得拮据的時候，任何人都不會敬重他。結果是，因為他這樣的慷慨損害了許多人，而受惠者只是很少數人，所以他是第一個遭遇困難的人，不論發生什麼危險，他將先受其害。而等到他認識到這一切想要縮手的時候，他將立即獲得吝嗇的惡名。
因為君主除非使自己負擔損失，否則就不能夠運用這種慷慨的德揚名於世，所以，如果君主精明的話，對於吝嗇之名就不應該有所介意。因為當人們看見由於節約的緣故，他的收入豐盈，能夠防禦對他發動戰爭的任何人，能夠建功立業而不加重人民的負擔；因此隨著時刻的流轉，人們將會認為這位君主愈來愈慷慨了。這樣一來，他對於一切人說來就是慷慨的，因為他沒有增加他們的負擔，他們人數又很多；反之，他對於沒有施與的人說來是吝嗇的，但這些人畢竟為數甚少。
在我們的時代裏，我們看見只有那些曾經被稱為吝嗇的人們才做出了偉大的事業，至於別的人全都失敗了。教皇猶利二世就是借助慷慨之名使自己登上教皇的寶座的；可是，為著能夠進行戰爭，後來他就不考慮保持慷慨的名聲了。當今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二〕進行了許多場戰爭，而沒有向屬民徵收特別的賦稅，就是因為他依靠長時期節約之所得，供他的額外支出。當代的西班牙國王〔費爾迪南多〕假如享有慷慨之名，就不可能從事並且完成這樣多的鴻圖偉業了。
所以，為了不去掠奪老百姓，為了能夠保衛自己，為了不陷於窮困以至為人們所輕蔑，為了不至變成勒索強奪之徒，君主對於招來吝嗇之名亦不應該有所介意，因為這是他能夠統治下去的惡德之一。如果有人說：「凱撒也曾由於慷慨取得統治權，而且其他許多人也曾由於慷慨或者被稱讚為慷慨而取得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我回答他說：現在你已經成為一位君主，否則就是正在爭取君主的地位。如果是第一種情況，這種慷慨是有害的；如果是第二種情況，被人們譽為慷慨卻是十分必要的。凱撒是那些渴望取得羅馬君權的人們當中的一個；但是，如果他在取得羅馬君權之後仍然統治下去而不節約他的支出的話，他就會毀滅帝國。假如有什麼人反駁說：世界上曾經有過許多君主，他們依靠軍隊建立了偉大的事業，同時也曾經被稱譽為最慷慨不過。對此我要回答你說：君主所花費的錢財，或者是他自己的和他的老百姓的錢財，否則就是別人的錢財。在頭一種場合，他必須節約；如果在第二種場合，他不應該忽略表示慷慨的任何機會。
一位君主如果帶軍隊出征，依靠擄掠、勒索、敲詐和使用別人的財物，這個時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則士兵就不追隨他了。正如居魯士、凱撒、亞歷山大一樣，對於既不是你自己的財產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財產，你盡可以作為一個很闊綽的施主，因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無損於你的名聲，倒是使你的聲譽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財產揮霍了，才損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沒有一樣東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厲害的了，因為當你慷慨而為的時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貧窮以至被人輕視，就是因為要避免陷於貧窮而貪得無厭惹人憎恨。因此，一個君主頭一件事就是，必須提防被人輕視和憎恨，而慷慨卻會給你帶來這兩者。因此，明智之士寧願承受吝嗇之名，因為它雖然帶來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譽，則必然招致貪婪之名，而貪婪之名則使醜名與憎恨兩者俱來。
第十七章 論殘酷與仁慈[139]，被人愛戴是否比被人畏懼來得好些
現在談談前面[140]列舉的另一種品質。我認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認為仁慈而不是被人認為殘酷。可是他必須提防不要濫用這種仁慈。切薩雷·博爾賈是被人認為殘酷的。儘管如此，他的殘酷卻給羅馬尼阿帶來了秩序，把它統一起來，並且恢復和平與忠誠。如果我們好好地考慮到這一點，就會認識到博爾賈比佛羅倫薩的人們仁慈得多了，因為後者為著避免殘酷之名反而讓皮斯托亞[141]被毀滅了。所以君主為著使自己的臣民團結一致和同心同德，對於殘酷這個惡名就不應有所介意，因為除了極少數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於過分仁慈、坐視發生混亂、兇殺、劫掠隨之而起的人說來，是仁慈得多了，因為後者總是使整個社會受到損害，而君主執行刑罰不過損害個別人罷了。在所有的君主當中，新的君主由於新的國家充滿著危險，要避免殘酷之名是不可能的。維吉爾借迪多（Dido）的口說道：
「嚴峻的形勢、嶄新的邦家，
命我森嚴壁壘，警戒著海角天涯。」[142]
但是，君主對於相信什麼或者採取什麼行動必須慢慢來；也不該令自己受人畏懼。他應當精明從事，人道為懷，有節制地進行，以免由於過分的信心而使自己流於輕率魯莽，或者由於過分膽怯而使別人難以忍受他。
關於這一點，發生這樣一個爭論：究竟是被人愛戴比被人畏懼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說：最好是兩者兼備；但是，兩者合在一起是難乎其難的。如果一個人對兩者必須有所取捨，那麼，被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是安全得多的。因為關於人類，一般地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忘恩負義、容易變心的，是偽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難，追逐利益的。當你對他們有好處的時候，他們是整個兒屬於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當需要還很遙遠的時候，他們表示願意為你流血，奉獻自己的財產、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這種需要即將來臨的時候，他們就背棄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賴人們的說話而缺乏其他準備的話，他就要滅亡。因為用金錢而不是依靠偉大與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誼，是買來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時刻，它是不能夠倚靠的。而且人們冒犯一個自己愛戴的人比冒犯一個自己畏懼的人較少顧忌，因為愛戴是靠恩義（diobligo）這條紐帶維繫的；然而由於人性是惡劣的（tristi），在任何時候，只要對自己有利，人們便把這條紐帶一刀兩斷了。可是畏懼，則由於害怕受到絕不會放棄的懲罰而保持著。
但是，君主使人們畏懼自己的時候，應當這樣做：即使自己不能贏得人們的愛戴，也要避免自己為人們所憎恨；因為一個人被人畏懼同時又不為人們所憎恨，這是可以很好地結合起來的。只要他對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屬民的財產，對他們的妻女不染指，那就辦得到了。而當他需要剝奪任何人的生命的時候，他必須有適當的辯解和明顯的理由才這樣做。但是頭一件是，他務必不要碰他人的財產，因為人們忘記父親之死比忘記遺產的喪失（perditadelpatrimonio）還來得快些[143]。再說，奪取他人財產的口實是永遠好找的；一個人一旦開始以掠奪為生，他就常常找到侵佔他人財產的口實。但是，與此相反，奪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卻更加難找了，而且很快就消失了。
可是，當君主和軍隊在一起並且指揮龐大的隊伍的時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殘酷之名於度外；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殘酷之名，他就決不能夠使自己的軍隊保持團結和踴躍執行任何任務。下面這件事情可以列為漢尼拔[144]的驚人的行動之一。他率領一支由無數民族混合組成的大軍，在外國的土地上作戰，無論在惡運或者在好運的時候，也無論在軍隊當中或者對待君主，都不曾發生任何齟齬。這並不是由於別的原因，而只是由於他的殘酷無情，同時他具有無限的德，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使他不是殘酷無情的話，光靠他其他的德是不能夠產生這樣的效果的。然而對此事缺乏深思熟慮的史學家們，一方面讚賞漢尼拔取得這樣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卻非難他取得這種成果的主要原因。
假如漢尼拔只有其他的德，那確是不夠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從西奇比奧[145]的事例中看到。西奇比奧不僅在他那個時代而且在全部史紀上都是一位罕有的人物；可是他的軍隊在西班牙背叛他，其原因不是別的，而只是由於他太仁慈了。他讓自己的士兵享有同軍紀不相容的更大的自由。為此，他在元老院受到法比奧·馬西莫的彈劾；被稱作羅馬軍隊的敗壞者。
洛克倫斯居民曾經遭受西奇比奧的一名使者的摧殘，可是西奇比奧既沒有替他們報仇雪恥，對於使者的橫行霸道也沒有加以懲罰。這完全是由於西奇比奧性情和易使然。因此，在元老院裏想替他辯解的人就說，許多人懂得怎樣不犯錯誤，比懂得怎樣矯正別人的錯誤來得清楚。如果西奇比奧這樣繼續保持他的統帥地位，這種性情早晚要把他的名聲和榮譽葬送掉。但是，由於他是在元老院的監督之下，他這種有害的品性不僅被掩蓋起來，而且還使他獲得榮譽。
現在我們回到關於被人畏懼或者被人愛戴這個問題上來。我的結論是：人們愛戴君主，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懼則是基於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應當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須努力避免招仇惹恨，有如前述。
第十八章 論君主應當怎樣守信[146]
任何人都認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詭計，而是一本正直，這是多麼值得讚美呵！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的經驗表明：那些曾經建立豐功偉績的君主們卻不重視守信，而是懂得怎樣運用詭計，使人們暈頭轉向，並且終於把那些一本信義的人們征服了。
因此，你必須懂得，世界上有兩種鬥爭方法：一種方法是運用法律，另一種方法是運用武力。第一種方法是屬於人類特有的，而第二種方法則是屬於野獸的。但是，因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須訴諸後者。因此，君主必須懂得怎樣善於使用野獸和人類所特有的鬥爭方法。關於這一點，古代的作家們早已譎秘地教給君主了。他們描寫阿基里斯[147]和古代許多其他君主怎樣被交給半人半馬的怪物基羅尼[148]餵養，並且在它的訓練下管教成人。這不外乎說，君主既然以半人半獸的怪物為師，他就必須知道：怎樣運用人性和獸性，並且必須知道：如果只具有一種性質而缺乏另一種性質，不論哪一種性質都是不經用的。
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於運用野獸的方法，他就應當同時傚法狐狸與獅子。由於獅子不能夠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則不能夠抵禦豺狼。因此，君主必須是一頭狐狸以便認識陷阱，同時又必須是一頭獅子，以便使豺狼驚駭。然而那些單純依靠獅子[149]的人們卻不理解這點。所以，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的時候，或者原來使自己作出諾言的理由現在不復存在的時候，一位精明的統治者[150]絕不能夠，也不應當遵守信義。假如人們全都是善良的話，這條箴言就不合適了。但是因為人們是惡劣的，而且對你並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樣地無需對他們守信。一位君主總是不乏正當的理由為其背信棄義塗脂抹粉。關於這一點，我能夠提出近代無數的實例為證，它們表明：許多和約和許多諾言由於君主們沒有信義而作廢和無效；而深知怎樣做狐狸的人卻獲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須深知怎樣掩飾這種獸性，並且必須做一個偉大的偽裝者和假好人。人們是那樣地單純，並且那樣地受著當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進行欺騙的人總可以找到某些上當受騙的人們。
在新近的那些事例當中有一件事，我不想保持沉默：歷山六世除了欺騙人們之外，既不曾作過任何其他事情，也從來不曾夢想過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總是找到上當受騙的貨色。因為世界上從來不曾有過一個人比他更加有力地作出保證，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而同時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加隨便地食言而肥的了。可是，他的欺騙總是稱心如意地獲得成功，因為他深刻地認識到人世的這一方面。
因此，對於一位君主說來，事實上沒有必要具備我在上面列舉的全部品質[151]，但是卻很有必要顯得具備這一切品質。我甚至敢說：如果具備這一切品質並且常常本著這些品質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顯得具備這一切品質，那卻是有益的。你要顯得慈悲為懷、篤守信義、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並且還要這樣去做，但是你同時要有精神準備作好安排：當你需要改弦易轍的時候，你要能夠並且懂得怎樣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必須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夠實踐那些被認為是好人應作的所有事情，因為他要保持國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須有一種精神準備，隨時順應命運的風向和事物的變幻情況而轉變。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152]，如果可能的話，他還是不要背離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話，他就要懂得怎樣走上為非作惡之途。
因此，一位君主應當十分注意，千萬不要從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語不是洋溢著上述五種美德的說話，並且注意使那些看見君主和聽到君主談話的人都覺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為懷、篤守信義、講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顯得具有上述最後一種品質，尤其必要。人們進行判斷，一般依靠眼睛更甚於依靠雙手，因為每一個人都能夠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夠接觸你；每一個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樣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樣一個人，而且這些少數人是不敢反對多數人的意見的，因為後者受到國家最高權威的保護。對於不能夠向法院提出控訴的一切人的行動，特別是君主的行動，人們就注意其結果。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夠征服並且保持那個國家的話，他所採取的手段總是被人們認為是光榮的，並且將受到每一個人的讚揚。因為群氓總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結果所吸引，而這個世界裏儘是群氓。當多數人能夠站得住腳的時候，少數人是沒有活動的余地的。當代的某一位君主[153]——我現在不便點名，——除了和平與信義之外，從來不宣揚其他事情，但是他對這兩者的任何一者都是極端仇視的。然而假使他曾經遵守其中任何一者，那麼，他的名望或者他的權力就不免三番五次被人攫取了。
第十九章 論應該避免受到蔑視與憎恨
關於前面提到的君主的品質[154]，我已經論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品質，現在我想根據下述總綱扼要地討論其餘的品質。這條總綱就是正如前面已經稍微提到的[155]，君主必須考慮怎樣避免那些可能使自己受到憎恨或者輕視的事情。如果他能夠避免這些事情，他就盡到自己的本份了，即使有其他醜行也不會有什麼危險。正如我已經說過的[156]，貪婪，霸佔臣民的財產及其婦女，特別使君主被人銜恨；因此，他必須避免這兩件事情。當大多數人的財產和體面都沒有受到侵犯的時候，他們就安居樂業，君主只需要同很少數人的野心進行鬥爭，他可以有許多方法並且輕而易舉地把這些人控制住。君主如果被人認為變幻無常、輕率淺薄、軟弱怯懦、優柔寡斷，就會受到輕視。因此，他必須像提防暗礁一樣提防這一切。他應該努力在行動中表現偉大、英勇、嚴肅莊重、堅忍不拔。關於臣民的私事問題，他所作的決斷應該是不可更改的。而且，他應該支持人們對他抱有這樣一種見解：誰都不要指望欺騙他或者瞞過他。
君主使人們對自己抱有這種見解，就會深受敬重，而陰謀反對一個受到敬重的人是困難的。如果大家都認為他卓越非凡而且受到他的臣民尊敬，要攻擊他也是困難的。因此，君主必須注意兩件事：其一是內部的，它來自臣民方面；其二是外部的，它來自外國勢力。對於後一種情況，依靠堅甲利兵和依靠親密的盟友就能夠御防了。而且，如果他擁有堅甲利兵，他們總會有親密的盟友。除非國內已經受到陰謀的搗亂，否則在對外泰然無事的時候，國內也是泰然無事的。即使遇有外患，如果君主已經如我所說的安排和立身行事，只要他不是自暴自棄，他就能夠如同我所說的斯巴達的納比德[157]那樣抵抗一切攻擊。但是，關於臣民的問題，當沒有外患的時候，君主不得不害怕的只是他們秘密地搞陰謀。關於這一點，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輕視，使人民對他感到滿意，他就能夠坐穩江山了。正如我上面已經詳細申述的[158]，這是君主必需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君主要能夠對抗一切陰謀，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不要受到廣大人民憎恨，因為搞陰謀的人總是指望把君主置諸死地來取悅於人民；但是，如果陰謀者認為那樣做只能激怒人民的話，他就不會有勇氣實現這樣一類的意圖了。因為，陰謀者將要遭遇到無限的困難。經驗證明：自古以來，陰謀為數很多，而曾經成功者甚少，因為搞陰謀的人都不能夠單槍匹馬地幹。而且，除了那些他認為是心懷不滿的人們之外，不能夠找到別的人合夥同謀。但是，一旦你向一個不滿之徒吐露你的意圖，你就給他一個使他可以獲得滿足的方法，因為他顯然可以期待從這裏取得各種好處，[159]當他看到：站在這一方面利益是確定的，而站在另一方面則是不確定的並且充滿著危險，如果他篤守信義，他就是你的罕有的朋友，否則就是君主的非常頑固不化的敵人。現在把這件事扼要地說一下。我認為，在陰謀者這方面，除了懷著恐懼、妒忌、擔心受到令人喪膽的刑罰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但是在君主這方面，有的是一國之君的威嚴、法律，他的盟友和國家對他的保護，除此之外，還有人民的好感。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那樣輕舉妄動地搞陰謀。同時，一般陰謀者，在為非作惡之前都不得不有所畏懼；在這種情況之下，由於陰謀者是人民的敵人，他在為非作惡之後，也一定是害怕的，並且因此決不能夠指望獲得任何藏身之所。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舉出無數的實例，但是我想舉一個例子就夠了，這個例子在我們的父親這一輩人當中還記得它是怎樣發生的。先前波洛尼亞的君主梅塞爾·安尼巴萊·本蒂沃利[160]，即當今的梅塞爾·安尼巴萊的祖父，是被坎尼斯基家族搞陰謀殺害的，當時除尚在幼齡的梅塞爾‧焦萬尼[161]外，安尼巴萊‧本蒂沃利家族沒有一個人倖存。可是在他被殺死之後，人民立即起來把坎尼斯基家族全部殺死了。這是由於當時本蒂沃利家族在波洛尼亞獲得人民的好感是非常有力的。雖然在安尼巴萊死後能夠統治這個國家的人一個也沒有殘存下來，可是當波洛尼亞的人們聽說，在佛羅倫薩有一個過去一直被人當作鐵匠的兒子、其實是本蒂沃利家族的後裔，他們就到佛羅倫薩迎接他，並且把這個城市的政府交給他。這個城市就由這個人統治，直到梅塞爾·焦萬尼長大能夠親政為止。
因此，我的結論是：當人民對君主心悅誠服的時候，君主對於那些陰謀無需憂心忡忡；但是如果人民對他抱有敵意，懷著怨恨的話，他對任何一件事，對任何一個人就必然提心吊膽。因此，妥善組織的國家和英明的君主都非常注意不要逼使貴族背城借一，同時要使人民獲得滿足，心情舒暢。因為這是君主所必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法國是我們這個時代裏組織得最好、統治得最好的王國之一。在這個國家裏，我們看到法國國王的自由與安全賴以維持的優越的制度無數之多。其中主要的一個制度就是「議會」[162]及其權力。因為建立這個王國的人知道權力者[163]的野心和他們的傲慢，認定有必要在他們的嘴上套上制動機來約束他們；另一方面，因為君主知道人民由於懼怕貴族從而怨恨貴族，君主便設法使他們感到安全，但是，他又不想把這種事情作為君主特別照料的事情，於是，為著避免自己由於袒護人民而受到貴族非難，同時為了避免由於袒護貴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議，國王就設立作為第三者的裁判機關[164]，這個裁判機關可以彈劾貴族，維護平民，而用不著國王擔負責任。對於國王和王國說來，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個制度更好、更精明，再沒有比這個方法更安全的了。由此，我們又可以獲得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結論：君主務必把擔帶責任的事情委諸他人辦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我們還可以得出結論說：君主因此必須看重貴族，但是不應該因此使自己為人民所恨。
有些人研究了羅馬皇帝的生平與死亡，也許會覺得，實例同我的見解相反，因為他們察覺在羅馬皇帝當中有些人立身行事一向卓爾不凡，而且表現出精神的大德(great virtue of spirit)，然而，這些皇帝都喪失了自己的帝國，並且被那些謀反的臣民殺害了。為著回答這類反對意見，我想討論一下某些皇帝的品質，並且證明他們滅亡的原因同我所指出的那些原因並無不同之處。同時我想把研究那個時代的行動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提出來討論一下。我覺得，列舉那些繼承羅馬帝國帝位的皇帝們，上起哲學家馬爾科[165]下至馬西米諾[166]為例就足夠了。這些皇帝包括馬爾科、他的兒子科姆莫多[167]、佩爾蒂納切[168]、尤利亞諾[169]、塞韋羅[170]、其子安托尼諾·卡拉卡拉[171]、馬克里諾[172]、埃利奧加巴洛[173]、亞歷山大[174]和馬西米諾。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在別的國家裏，君主只需要同貴族的野心、同人民的傲慢不遜進行鬥爭就行了，可是羅馬的皇帝們卻有第三種困難：必須容忍他們的軍隊的殘暴與貪婪，而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它曾經是很多皇帝滅亡的原因，因為要同時滿足軍隊和人民這兩方面是困難的。這是因為人民酷愛和平，所以總是喜愛溫和謙遜的君主；而另一方面，軍隊卻喜歡具有尚武精神的、殘暴貪婪的君主。軍隊希望君主用後一種品性對待人民，使自己能夠獲得加倍的軍餉，讓自己的貪心和殘酷性得逞。因此，那些皇帝或者由於上代沒有遺下偉大的聲譽，或者由於自己沒有本領獲得偉大的聲譽足以駕御軍隊與人民雙方，他們總是被滅亡的。而且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特別是那些新登帝位的人們面對這兩種對立的體液所做成的難局，於是自己光顧得滿足軍隊，而對於損害人民則很少介意。這種作法是勢有不得不然的，因為君主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仇恨，他首先必須避免受到廣大人民的怨恨；如果不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必須盡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勢力的人們的怨恨。所以，那些新登帝位的皇帝們因為需要特別的幫助，就依靠軍隊更甚於依靠人民。這種作法對君主是否有益處，那就要看君主是否知道在軍隊當中怎樣保持自己的聲威而定了。由於上述原因，結果馬爾科、佩爾蒂納切和亞歷山大這些全是溫和謙讓的人、正義的熱愛者、殘暴的敵人、既人道又善良的人卻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唯獨馬爾科例外。馬爾科是生與死都很榮耀的唯一的一個人。這是因為他根據世襲權利繼承王位，既不依靠軍隊也不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且後來，由於他具有許多德使他受到人們尊敬。當他在世的時候，他一直使軍隊和人民各安本份，他既沒有招人怨恨，亦未引起人們輕視。但是佩爾蒂納切被選立為皇帝卻是違反軍隊的意願的。那些軍隊在先皇科姆莫多皇帝時代就過慣了放縱的生活。現在佩爾蒂納切想要約束他們老老實實地生活，他們就受不了，於是怨恨由此而生。加之由於佩爾蒂納切垂垂老矣，為人所輕視，因此當他執政之始就被消滅掉了。
在這裏必須注意：善行如同惡行一樣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說過的，一位君主為著保存自己的國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為為了保持你的地位，當你認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無論民眾也好、軍隊也好、貴族也好——腐化墮落的時候，你為著使他們高興，不得不迎合他們的體液。從而善行將與你為敵。但是讓我們看一看亞歷山大吧，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在他受到讚揚的事情當中，有一件事就是：在他統治的十四年中，不曾有一個人未經審判而被他處死。然而，由於他被人們認為懦弱無能，是一個聽任自己的母親支配的人，於是，他為人所輕視，軍隊謀反了並且把他殺死了。
現在，談談同他們相反的科姆莫多、塞韋羅、安托尼奧·卡拉卡拉、馬西米諾等人的性格。你會發覺，他們全是最殘酷、最貪婪的人物。為著使軍人得到滿足，他們不惜給予人民以任何的危害。而所有這些人都落得了可悲的下場，只有塞韋羅除外，因為塞韋羅非常有德，他雖然壓迫人民，可是能夠使軍隊對自己一直很好，因此，他始終是稱心如意地統治著。因為他的德使他在軍隊和人民的眼中都顯得十分神奇，人民對他驚訝恐懼，軍隊則尊敬他，對他感到滿足。
因為，作為一個新君主而論，他的行動是偉大非凡的，我想扼要地說明他是怎樣善於運用狐狸與獅子的性格，正如我在上面說過的，而這兩者都是君主必須傚法的。塞韋羅因為知道尤利亞諾皇帝怠惰昏庸，便說服他所統帥的駐在斯基亞沃尼亞[175]的軍隊，要它相信進軍羅馬替那個被羅馬禁衛軍殺害的佩爾蒂納切復仇是正當的。在這個幌子之下，他沒有洩露出自己對帝位覬覦之心，就向羅馬進軍。在人們還不知道他已經出發的時候，他已經到達義大利。塞韋羅一到羅馬，元老院就害怕了，便把他選為皇帝，並且把尤利亞諾殺掉了。塞韋羅想要成為整個帝國的主宰，在這之後，他還有兩項困難。其一在亞洲，亞洲軍隊的統帥尼格羅[176]已在那裏自己稱帝；其二在西方，有個阿爾皮諾[177]在那裏，正在執政，也覬覦帝國。塞韋羅認為，如果暴露自己，同時與兩者為敵是危險的，於是決心襲擊尼格羅，而對阿爾皮諾則進行欺騙。他給阿爾皮諾寫信說，他被元老院選為皇帝，願意同阿爾皮諾共同享受這個尊榮，所以贈送後者以凱撒的稱號，並且由元老院決定，加封後者作為他的同事。對於這些事情，阿爾皮諾竟信以為真。可是，在塞韋羅打敗並殺死了尼格羅，並且解決了東方事件之後，他回到羅馬，就向元老院申訴說，阿爾皮諾忘記了從他那裏獲得的恩惠，正在使用陰謀詭計企圖殺害他，因此，他必須對阿爾皮諾的忘恩負義加以懲罰。其後，塞韋羅在法國找到了阿爾皮諾，於是把阿爾皮諾的政權（stato）和生命一並剝奪了。
現在誰要是仔細研究塞韋羅的行為的話，就會察覺塞韋羅既是一頭最兇猛的獅子又是一隻極狡猾的狐狸，並且還會發覺他受到每個人的敬畏，同時軍人並不憎恨他。他作為一個新人物，卻能夠很好地保持這個帝國，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享有的最高的聲譽，使他能夠始終抵消人民由於他的掠奪行為可能產生的憎恨。但是他的兒子安托尼諾也是一個非常卓越的人物，他在人民的眼中是可敬愛的，在軍人方面是受歡迎的。這是因為他是一個尚武的人，最能忍受一切艱難困苦，瞧不起一切珍饈美味和任何其他奢侈品，這一點使他贏得全體軍人的愛戴。可是，他的凶暴殘忍卻是前所未聞的，他殺人無數，其後又殺害羅馬大部分居民和亞歷山大里亞的全部居民。這件事使全世界都痛恨他，而且在他左右的人們對他也感到恐懼，以致他後來被自己軍隊中的一個「百人隊」（Centurione）隊長殺死了。在這裏必須注意：像這一類的死亡，是他人下定決心蓄意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不怕死都能夠加害於君主，因此君主不能避免這種死亡。但是君主可以用不著太害怕這種死亡，因為這樣死去畢竟是極罕見的。他只需要留意不要嚴重地損害服侍他的人或者在他左右為國家辛勞的那些人，不要如同安托尼諾之所為——安托尼諾把一個「百人隊」隊長的兄弟凌辱備致地殺死了，以後每日還對這個「百人隊」隊長加以威脅，但是安托尼諾仍然繼續讓他擔任自己的禁衛隊長。正如事實所證明的，這是一種冒失的作法，而且招致自身殞滅。
但是，讓我們談談科姆莫多吧，因為他是以馬爾科的太子身份根據繼承權而享有帝位的，他只要踏著他父親的足跡前進，使人民和士兵滿意，他就能夠容易不過地保有這個帝國。可是，由於他秉性殘忍和野蠻，為了自己能夠魚肉人民，他要買好軍人，讓他們放縱不羈；另一方面，他沒有保持自己的尊嚴，常常走到競技場同搏鬥者格鬥，並且做出其他卑鄙的、同皇帝的尊嚴極不相稱的事情，因此，他受到士兵輕視。由於一方面憎恨他，而另一方面蔑視他，於是人們合謀反對他，並且終於把他殺害了。
現在，還要談的是馬西米諾的性格。馬西米諾是一個非常好戰的人物。正如我已經談過的，軍隊由於亞歷山大皇帝優柔怯懦而感到不耐煩，於是把亞歷山大皇帝殺死而選舉馬西米諾為帝。可是馬西米諾卻不能長時期地保持帝位，這是因為他有兩件事情使他為人所恨，為人所輕。第一件是出身卑賤：他曾經在特拉恰（Tracia）牧羊（此事是眾所周知的，並且在每一個人的眼中都是非常不體面的）；另一件是，他在繼承統治權的時候，並不立即去羅馬占有帝位，卻叫他的行政官，在羅馬和羅馬帝國的其他地方，幹了許多極殘酷的事情，從而使自己落得了一個非常殘酷之名。這樣一來，全世界對他的出身卑賤抱有輕蔑之感，並且由於害怕他的殘暴而產生憎惡之情，於是非洲首先造反了，其後是羅馬的元老院和全羅馬的人民以及整個義大利都合謀反對他了。甚至連他自己的軍隊也加入謀反了。因為他的軍隊包圍阿奎萊亞（Aquileia），要奪取它而遇到種種困難的時候，對於他的殘酷感到惱恨，同時因為發現他的仇敵是如此之多，也就不太害怕他，於是把他殺死了。
至於埃利奧加巴洛、馬克里諾、尤里亞諾等人，我就不打算議論了，因為他們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給消滅了。但是我想就上面的論述總結一下。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君主們要使自己政府的軍隊特別滿意，其困難比往時減少了，因為儘管他們必須對那些軍隊給以某些照顧，可是如有任何困難很快就獲得解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沒有一支軍隊像羅馬帝國的軍隊那樣，同政府和地方行政當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說，在羅馬帝國時代，滿足軍人比滿足人民更有必要，那麼現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蘇丹[178]之外，滿足人民倒是比滿足軍人更有必要，因為現在人民比軍人更有力量了。我所以把土耳其皇帝除外，這是因為他身邊經常擁有一萬二千名步兵和一萬五千名騎兵，土耳其王國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依靠他們。因此君主必須同他們保持友好關係，而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後頭。蘇丹統治的王國[179]也是同樣的。這個王國完全在軍人的手中。因此，蘇丹也不管人民怎樣，必須同軍人保持友好關係。但是必須注意：蘇丹國家同其他一切君主國都不相似。它類似天主教的教皇制，既不能稱作世襲君主國，亦不能稱作新的君主國；因為以前的君主的子孫並不是作為他的繼承人，依繼承權統治的，王位繼承人是由享有特權的人們選舉出來的人。這是一個古老的慣例，因為這個君主國並沒有新建立的君主國所遭遇的任何一種困難，所以不能被稱為新的君主國。雖然君主是新的，可是這個國家的秩序卻是舊的，而且它安排迎接當選的君主，彷彿他就是世襲君主似的。
現在回到我們的本題吧。我想，任何人只要考慮以上論述就會瞭解到：上述的皇帝們滅亡的原因或者是仇恨，或者是輕蔑；並且還會認識到：在那些皇帝當中若干人是這樣子行動，若干人的行動則與之相反，但是在每一類行動中，只有一個人獲得幸福的結果，而其餘的人則不幸以終。因為對於同是新君主的佩爾蒂納切和亞歷山大說來，想要模仿那個根據繼承權世襲王位的馬爾科，不但徒勞無益而且是要吃虧的。同樣地，對於卡拉卡拉、科姆莫多、馬西米諾說來，想要模仿塞韋羅是極其危險的事情，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德使自己能夠追蹤塞韋羅。因此一個新君主國的君主不能模仿馬爾科的行動，也不必模仿塞韋羅的行動，但他必須從塞韋羅的行動中截取那些建立他的國家時必要的部份，並從馬爾科的行動中截取那些與保存一個已建立且鞏固的國家相宜且光耀的部份。
第二十章 堡壘以及君主們每日做的其他許多事情是有益的還是無益的
某些君主為著牢靠地統治國家，就解除了他們的屬民的武裝；另一些君主將所屬的各個城市分裂；又一些君主則樹敵反對他們自己；又一些君主則努力把他們開始統治時懷疑過的人們爭取過來；又一些君主則興建堡壘，而有些君主則破壞並摧毀堡壘。雖然，對於這一切事情要做出確定性的判斷，除非掌握了某些採取過某種類似決定的國家的具體情況，否則是辦不到的，但是我想在這個問題本身所允許的範圍內一般地談一談。
從來沒有一個新君主解除了他的屬民的武裝；與此相反，當他察覺他的屬民沒有武裝的時候，他總是把他們武裝起來；因為如果把他們武裝起來，那些武力就變成你的武力，你過去懷疑的那些人們現在就變得忠誠了，而那些原來就是忠誠的人現在就保持忠貞不渝，並且由屬民變成你的擁戴者了。而且，由於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屬民都武裝起來，因此當你把一些人武裝起來，從而使他們感到蒙恩受惠的時候，你對於其他的人們就能夠更安全地對付了，因為前者由此認識到這種待遇的差別，使他們對你更加感到有報恩之責；而其他的人們會諒解你，因為他們斷定，那些冒著更大危險、負有更大責任的人們，獲得更大的獎賞是必要的。但是當你把他們解除武裝的時候，你就開始得罪他們了；並且表明或者由於膽怯或者因為缺乏信義，你不信任他們了；這兩條意見無論哪一條都孕育著對你的憎恨。而且因為你不能夠永遠沒有武裝，你終於不得不依賴於僱傭軍，而他們的性質己見前述[180]；即使僱傭軍再好不過，他們也不足以保衛你反抗強大的敵人和被你懷疑的屬民。
所以，正如我說過的，在一個新的國家裏一位新的君主常常在那裏整軍經武。歷史上充滿著這樣的事例。
但是當一位君主取得一個新的國家，如同新肢接合於他的舊肢體那樣，那就必須解除這個國家的武裝，除了在你取得這個國家時就是擁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後者，也必須看時間和機會，使他們變得柔弱和軟化；並且必須進行安排，使得這個國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的舊國家裏靠攏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
我們的祖先和那些被認為明智的人們常說，保有皮斯托亞必須利用黨派之爭，而保有皮薩卻必須用城堡[181]。他們抱著這個想法，在他們所屬的某些城市煽起紛爭，以便易於保有它們。義大利過去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均衡狀態，在那種日子裏，這當然是作得對的。但是我不相信這可以作為今日的一條箴規，因為我不相信這種分裂會有什麼好處；恰恰相反，當敵人迫近的時候，那些內部分裂的城市就會立即喪失了，因為較弱的一派總是投靠外國的軍隊，而其餘的部分就站不住腳了。
我認為，威尼斯人基於前述的理由，在他們那些附庸城市中培植格爾夫和吉伯林兩派[182]；雖然不讓這些派別達到流血的地步，可是威尼斯人卻在他們當中製造分歧，使那些市民們糾纏在自己的糾紛中，而不會團結一致反對威尼斯人。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看見的，這樣做後來的結果並不是對他們有利的，因為當威尼斯人在維拉戰敗之後，這些城市的屬民當中的一部分人立即鼓起勇氣，從威尼斯人手中奪取了整個國家。所以，這樣一種方法表明君主的力量是薄弱的，因為在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國裏，絕不允許這樣的分裂，這只是在和平時期有用，借此可以比較容易地駕馭屬民；但是當戰爭到來的時候，這樣的政策就表明是謬誤的。
毫無疑問，當君主克服種種困難和對他的反抗時，他就變成偉大人物。特別是當幸運之神要使一位新君主成為偉大人物的時候，他比一位世襲君主更加需要獲得盛名，幸運之神就給他樹立敵人，並且使他們從事反對他的戰爭，以便使他可以有理由戰勝他們，並且憑借他的敵人給他的梯子步步高昇。因此許多人認為，一個英明的君主一有機會，就應該詭譎地樹立某些仇敵，以便把它制服，從而使自己變得更加偉大。
君主們，特別是新君主們，現在已經發現在他們國家肇始的時候，他們認為可疑的人們比在開始時他們信賴的人們更加忠誠，更加有用。潘多爾福·佩特魯奇這位西耶納的君主[183]治國，使用他過去懷疑的人比使用別的人來得多。但是這種事情我們不能夠概而言之，因為這件事情按照具體情況而異。我要說的只是，那些在一個國家肇始的時候是敵對的人們，如果他們是需要獲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們，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贏得他們；而且由於他們明白自己必須用行動來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對他們的壞印象，他們更加不得不竭志盡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從他們那裏得到的利益，常常比從另一些人那裏得來的多，因為後一種人抱著過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從而對君主的事情掉以輕心。
再說，由於這個問題的要求，對於那些依靠本地人的贊助而贏得新國家的君主，我不能不提醒他要很好地考慮是什麼原因促使那些贊助他的人這樣做的；如果這不是由於對君主的自然的情感，而只是由於他們對前政府不滿意，那麼新君主要很辛苦而且十分困難才能使他們繼續成為自己的朋友，因為要滿足他們是不可能的。如果借鑒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仔細考慮這件事的原因，他就可以看出，要贏得那些對前政府感到滿足因此成為自己的敵人的人們作為朋友，比那些由於對前政府不滿因此成為自己的朋友並贊助自己去征服它的人們是遠為容易的！
為了更穩固地保有國家，君主們建築堡壘，作為對付那些企圖反對自己的人們的韁繩和馬勒，並且作為對付突然失寵的安全避難所，這已經成為習慣了。我讚賞這個方法，因為是自古以來就通用的。然而在我們時代裏，已經看到梅塞爾·尼科洛·維泰利破壞了卡斯特洛市的兩個堡壘以便保住那個國家[184]。烏爾比諾公爵圭多·烏巴爾多[185]回到他過去被切薩雷·博爾賈逐出的領地，他把該城的所有堡壘夷為平地；他認為如果沒有這些堡壘，他再度喪失他的國家就更加困難了。而且，本蒂沃利奧回到波洛尼亞的時候[186]也採取了同樣的作法。因此，堡壘是否有益，要根據情勢，在一種情況下對你是有利的，那麼在另一種情況下則對你只是有害的。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說：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於外國人，他就應當建築堡壘；如果他害怕外國人更甚於人民，他就應當拋棄堡壘。法朗契斯科·斯福爾扎所建築的米蘭的堡壘，已經給並且將來還要給他的家族帶來損害，更甚於該國的其他一切混亂。所以，你最好不過的堡壘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為即使你擁有堡壘，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壘都保護不了你，因為當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時候，外人就幫助他們，這是少不了的。在我們這個時代裏，我們已經看到城壘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爾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羅拉莫伯爵[187]死後的情況例外，因為她使自己能夠避免來自民間的衝擊，等待來自米蘭的援助，重新恢復她的國家，而且當時那裏的情況是外國人不可能幫助她的人民。但是，後來當切薩雷·博爾賈出擊她，反對她的人民同外國人聯合起來的時候，她就發現她的堡壘無能為力。因此，在當時和在以前的情況一樣，對她說來，擁有堡壘不如不受人民憎恨來得更安全。考慮了所有這一切事情，我稱讚建築堡壘的君主，也稱贊不建築城堡的君主；我非難那種依賴堡壘而認為來自人民的仇恨無足輕重的君主。
第二十一章 君主為了受人尊敬應當怎樣為人[188]
世上沒有任何事情比得上偉大的事業和作出卓越的範例，能夠使君主贏得人們更大的尊敬。在我們的時代裏，阿拉岡國王費爾迪南多[189]，即當今的西班牙國王，就是一個例子。他由於自己的盛名與光榮，從一個弱小的君主，一躍而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國王，因此他幾乎可以稱作一位新君主。如果注意觀察他的行動，將會看到它們全部都是最偉大的，而且其中有些是卓越非凡的。在他開始統治的時候，他進攻格拉納達；這項事業就奠定了他的國家的基礎。一開始，他從容不迫地行事，並且毫不害怕遭到任何阻礙。他使卡斯蒂利亞的貴族們的精神灌注在這件事業上面，只考慮那場戰爭而不考慮革新的事情。與此同時，他贏得盛名和駕馭貴族的統治權，而他們還沒有察覺。他依靠教會和人民的金錢得以維持他的軍隊，並且在長期的戰爭中，給他的武裝力量奠定了基礎，而這支武裝力量一直給他帶來了榮譽。除此之外，為了更好地實現更偉大的計劃，他常常利用宗教作為藉口，他乞靈於宗教上的殘酷，把馬拉尼人[190]從他的王國驅逐出去並且把他們掠奪一空。在世界上再找不到比這個事例更悲慘和罕見的了。他披著同樣的宗教外衣進攻非洲，然後征伐義大利，最終進攻法國。[191]這樣，他經常地完成了一件大事又安排著另一件大事，通過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的心神始終忐忑不安同時驚歎不已，注意著這些事情的結果。而他的這些行動都是一個接一個地出現的，在這一行動和另一行動之間沒有一點空隙，使人們不能夠從容不迫地進行反對他的活動。
再說，一位君主，如果類似關於米蘭的貝爾納博[192]的傳說那樣作，當遇到任何人在社會生活中作出不尋常的事情——無論是好事或者壞事，他就抓緊機會在內政管理方面作出罕見的範例，選擇人們必定大談特談的關於給以獎勵或懲罰的方法。這對於君主是大有幫助的。而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須依靠他的行動去贏得偉大人物與才智非凡的聲譽。
當一位君主是一個人的真正朋友或者是一個人的真正敵人時，就是說，如果他公開表示自己毫無保留地贊助某方而反對另一方的話，這位君主也會受到尊重。他採取這種方法總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處。因為如果你的兩個強大的鄰國相打起來的話，情況必定是這樣：它們當中一國戰勝的時候，你必須害怕這個戰勝國，或者你不用害怕它。在這兩種情況之中，無論將來出現哪一種情況，你公開表態並且勇猛地參戰總是有好處的。因為，如果在前一種情況之下，你不公開表態，你將來總要成為勝利者的戰利品，而使那個戰敗者因而感到高興和滿意，而且你還提不出任何理由和任何事情為你辯護，或者使人庇護你，因為勝利者不需要在處於逆境時不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那個失敗者也不會庇護你，因為你過去不願拿起武器同他共命運。
安蒂奧科應埃托利亞的召喚，為了驅逐羅馬人進入希臘[193]，他派遣使節們到羅馬人的朋友——阿凱亞人那裏，鼓勵他們保持中立。而另一方面，羅馬人卻勸說阿凱亞人為他們拿起武器。這件事情就提到阿凱亞的會議上進行審議，安蒂奧科的使者在那裏勸說他們保持中立；對此羅馬的使者回答說：「這些人所說的要你們不介入戰爭，這同你們的利益相差十萬八千里。如果沒有友誼，沒有尊重，你們將成為勝利者的戰利品。」[194]
事情總是這樣：他如果不是你的朋友，就要求你採取中立；而他如果是你的朋友，則要求你拿起武器公開表態。但是優柔寡斷的君主，為了避免當前的危難，常常採取中立的道路，而且常常因此被人滅了。但是，當君主明確地表態贊助一方時，如果和你聯合的一方獲勝的話，雖然勝利者是強有力的，你要聽他支配，但是他對你仍然負有一種義務，他已經同你建立了友好的關係；而且人們也絕不會這樣地不要臉，作為忘恩負義的例子壓迫你。再說，勝利從來不會那樣徹底以致勝利者不需要有某些考慮，特別是對於正義的考慮。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敗了，你仍然會受到他的憶念，在他有能力的時候，他會幫助你，你變成可能東山再起的命運的伴侶。在第二種情況下，亦即是當你對於現在交戰的雙方無論哪一方獲勝都不害怕的時候，選擇支持哪一方的精明之智就更形重要，因為你在利用他方的幫助把一方覆滅，——而他方假若是明智的話，是一定會拯救後者的。如果他得勝了，他就得聽你的決定；而在你的幫助下，他是不可能不勝利的。
在這裏必須著重指出：一個君主應當注意，絕不要為了進攻別國而同一個比自己強大的國家結盟，除非有此必要，迫不得已，正如上面說的。因為即使你獲勝，你仍然成為強國的俘虜。然而君主們應當盡力避免處於聽從他人隨意決定的境地。威尼斯人同法國人聯盟反對米蘭公爵——他們本來可以避免結成這種聯盟——結果使他們自己毀滅了。但是當君主不能夠避免結成聯盟的時候，就像教皇和西班牙出兵攻擊倫巴底時佛羅倫薩人的情況，那麼，由於上述的理由，他就必須聯合一方。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夠認為自己總是能夠選擇一條萬全的途徑。相反，它倒是應當預料自己只能採取完全可疑的途徑，因為事情通常是：人們在避免一種不利的同時，難免遭到另一種不利。但是，精明之智在於能夠認識各種不利的性質，進而選擇害處最少的作為最佳的途徑。
一位君主必須表明自己是一個愛德的人，引用有德的人，對各個行業中傑出的人物給予榮譽。此外，他必須激勵他的公民在商業、農業以及其他一切職業上，能夠安心地從事他們的業務，使得張三不致因為害怕他的財產被拿走而不願意有所增益，使得李四不致因為害怕賦稅而不願開辦一項行業。相反，君主對於願意從事這些事情的人，以及試圖以任何方法發展他的城市或國家的人都應該提供獎勵。除此之外，應當在每年適當的時日，使人民歡度節日和賽會。同時，由於每個城市都分為各種行會或者部族集團[195]，因此君主必須重視這些社會集團，有時會見他們，自己做出謙虛有禮和寬厚博濟的範例，但是總是保持著他的至尊地位的威嚴，因為這一點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許削弱的。
第二十二章 論君主的大臣
通選大臣，對於君主說來實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們是否良臣，取決於君主的精明之智。人們對於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通過對他左右的人們的觀察得來的，如果左右的人們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誠的，他就常常能夠被認為是明智的，因為他已經知道怎樣認識他們的能力並且使他們忠貞不渝。但是如果他們不是這樣的人，人們就往往會對他作出不好的判斷，因為他所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出在此項選擇上。
凡是知道安托尼奧·達·韋納弗羅[196]是錫耶納君主潘多爾福·佩特魯奇的大臣的人，無不認定潘多爾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為他把此人作為自己的大臣。因為人的頭腦有三類：一類是靠自己就能夠理解，另一類是它能夠辨別別人所說明的事情，第三類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別人的說明。第一類是最優秀的，第二類也是優秀的，第三類則是無用的。因此，這樣說必然是合適的：如果潘多爾福不屬於第一類，他就屬於第二類，因為任何人儘管自己缺乏創見，但是如果對於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壞具有鑒別力，他就能夠識別他的大臣的作為的善惡；他激勵後者，矯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矇騙他，而保持良善。
但是一位君主怎樣能夠識別一位大臣，這裏有一條歷試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覺該大臣想著自己甚於想及你，並且在他的一切行動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麼這樣一個人就絕不是一個好的大臣，你絕不能信賴他；因為國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應該想著他自己，而應該只想著君主，並且決不想及同君主無關的事情。另一方面，為了使大臣保持忠貞不渝，君主必須常常想著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貴，使他感恩戴德，讓他分享榮譽，分擔職責；使得他知道如果沒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許多榮譽使他更無所求，他已有許多財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負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當大臣們以及君主和大臣們的關係是處於這樣一種情況的時候，他們彼此之間就能夠誠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結果對此對彼都總是有損的。
第二十三章 應該怎樣避開諂媚者
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分精明或者不是很好地選擇，他們就很難保護自己不犯錯誤。這就是來自諂媚者的危險，這種人充滿朝廷。因為人們對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滿自足，並且自己欺騙自己，以致他們難以防禦這種瘟疫；而且如果他們想防禦的話，他們就要冒著被人輕視的危險。因為一個人要防止人們阿諛諂媚，除非人們知道對你講真話不會得罪你，此外沒有別的辦法；但是，當大家能夠對你講真話的時候，對你的尊敬就減少了。
因此一位精明的君主必須選擇第三種方法，在他的國家裏選拔一些有識之士，單獨讓他們享有對他講真話的自由權，但只是就他所詢問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對於一切事情都必須詢問他們，並且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決定。對於這些忠告和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他的為人要使每一個人都認識到誰愈敢言，誰就愈受歡迎。除了這些人之外，他應該不再聆聽別人的話；他推行已經決定的事情，並且對於自己的決定堅決不改變。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諂媚者所毀，就是由於主張多變導致變革頻繁，其結果是，他不受人敬重。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引述當代的一個例子。當今的皇帝馬西米利阿諾[197]的寵臣盧卡神父[198]談及皇帝陛下時說。皇帝從不諮詢任何人的意見，而且又從來未能按照自己的願望行事。這是由於他採取了同上述的相反的方法。因為這位皇帝是一位好守秘密的人，他既不把自己的計劃通知任何人，亦不聽取關於這些計劃的任何意見。但是當他把這些計劃付諸實施的時候，它們就開始為人們知悉和發現，並開始受到他周圍的人們反對。於是他很輕易地就改弦易轍。結果，他今日所做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就推翻了；誰也不理解他想的是什麼或者打算做什麼事情，並且不能夠信賴他的決定。
因此，一位君主應該常常徵求意見，但是應該在他自己願意的時候，而不是在他人願意的時候；另一方面，對於他不徵詢意見的任何事情，他應該使每一個人都沒有提意見的勇氣。但是，他必須是一位經常不斷的徵詢意見者，而且關於他徵詢意見的一切事情，他必須是一位耐心傾聽真話的聆聽者。如果他瞭解到任何人不論出於任何原因，不把真話告訴他，他應該赫然震怒。因為許多人認為任何贏得精明之譽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於他的本質，而是由於他身邊有一些好的顧問，毫無疑問，那是誤解了。因為這裏有一條從來顛撲不破的一般法則：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話，他就不可能很好地獲得忠告；除非碰運氣，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個人身上，完全由後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個極為精明的人。在這種場合，君主可能過得很好，然而日子長不了，因為那個支配者在短促的時間內會把他的國家篡奪過來。但是，當所諮詢的人不只一個人的時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絕不能夠獲得統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樣把它們統一起來；那些顧問每個人都想著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卻不能矯正或者洞察他們。情況不可能是兩樣的，因為除非某種需要驅使人們必須對你忠誠外，他們總是變成邪惡的。
因此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論來自任何人，必須產生於君主的精明之智，而不是君主的精明之智產生於良好的忠言。
第二十四章 義大利的君主們為什麼喪失了他們的國家
上述各項事情，如果能夠精明地遵守，就能夠使一位新君主宛如舊君主一樣；並且立即使他在國家裏比立國久遠的君主更加安全、更加堅強。因為人們對於新君主的行動，比對世襲的君主更加密切注意；而且如果這些行動被認為是有德的，它們比古老的家族更有力地贏得人們，更緊密地把人們維繫在自己身邊。因為當前的事物比過去的事物更加吸引人們；如果他們感覺現在好，他們就心滿意足而更無它求；只要新君主在其他事情上沒有什麼缺陷，人們將會竭盡全力保衛他。這樣，由於他創立了一個新的君主國，並且以好的法律、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樣，使這個國家繁榮昌盛和強大起來，他就會獲得加倍的光榮。反之，一個依世襲當君主的人，如果由於缺少精明之智而喪失他的君主國，他就會遭受加倍的羞辱。
如果我們考慮一下我們這個時代在義大利喪失了他們的國家的那些統治者，像拿波里國王、米蘭公爵[199]以及其他的人們，我們在他們身上首先發現，由於上面已經詳述的原因[200]，他們的軍隊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其次，我們看到，他們當中有些人或者是被人民敵視，或者是，儘管人民對他們友善，他們卻不知道怎樣使自己免於貴族為患。君主們如果沒有這些缺點，只要他們有足夠的力量能夠保持一支作戰的軍隊，他們就不會喪失他們的國家。
馬其頓的菲利普[201]，不是亞歷山大的父親，而是被蒂托‧昆托（Tito Quinto）所戰敗的那一個人，如果同攻擊他的羅馬人和希臘人的強大相比，並不曾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但是他是一個勇武的人，他知道怎樣結好於人民，怎樣防止貴族為患。因此他對他們的戰爭維持了多年，儘管最後他失去了某些城市的統治權，但是他仍然保有他的王國。
因此我們的這些君主們，如果曾經享有王國多年而後來喪失了國家的話，他們不應咒罵命運而應該咒罵自己庸碌無能。在氣候好的時候從不考慮可能出現的變化（在風和日麗的時候不想到暴風雨，這是人們的共同的短處），到了有朝一日惡劣的氣候來臨的時候，他們就只想到逃跑而不是考慮自己怎樣進行防衛。他們希望人民在慘遭征服者凌辱之餘，召喚他們回來。如果再沒有別的法子，這個主意也是好的。但是寄希望於此而忽視其他補救之道，這就糟透了，因為，任何人決不應該因為相信有人日後會使他復位，而自甘倒台。再說，那種情況或者是不會出現，或者是即使出現，它並不給你帶來安全，因為這是一種懦夫的防衛之道，而不是依靠你自己。而只有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德來保衛，才是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
第二十五章 命運在人世事務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樣對抗
我不是不知道，有許多人向來認為，而且現在仍然認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運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們運用精明之智亦不能加以改變，並且絲毫不能加以補救；因此他們斷定在人世事務上辛勞是沒有用的，而讓事情聽從命運的支配，這種意見在我們這個時代就更覺得可信，因為過去已經看到而且現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變幻遠在每個人的預料之外。
考慮到這種變幻，有時我在一定程度上傾向於他們的這種意見。但是，不能把我們的自由意志消滅掉，我認為，正確的是：命運是我們半個行動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餘一半或者幾乎一半歸我們支配。我把命運比作我們那些毀滅性的河流之一，當它怒吼的時候，淹沒原野，拔樹毀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於它的暴虐之下，毫無能力抗拒它。事情儘管如此，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當天氣好的時候，人們不能夠修築堤壩與水渠做好防備，使將來水漲的時候，順河道宣洩，水勢不至毫無控制而氾濫成災。
對於命運，情況正復相同。當我們的德沒有作好準備抵抗命運的時候，命運就顯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裏還沒有修築水渠或堤壩用來控制它，它就在那裏作威作福。如果你考慮義大利——它是這些變動的所在地，並且推動了這些變動——你就會看到它是一個既沒有水渠也沒有任何堤壩的平原。如果義大利像德國、西班牙和法國那樣，過去有適當的德加以保護，這種洪水就不會產生像今日那樣巨大的變動或者壓根兒不會出現。關於一般地談談抵抗命運的問題，我想這就夠了。
但是，我想還專門談談特殊方面。我要指出，我們看見某個君主今日幸福不過，明日卻垮臺，而沒有看見他在性質上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麼改變。我認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於我在上面已經長篇地討論過的那些原因[202]，這就是說，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運的話，當命運變化的時候他就垮臺。我還認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時代的特性，他就會得心應手；同樣地，如果他的行徑同時代不協調，他就不順利。因為，人們在實現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榮耀與財富而從事的事業上，有不同的方法：有的謹慎小心，有的急躁魯莽，有的依靠暴力，有的依靠技巧，有的依靠忍耐，有的與此相反；而每一個人可以採取不同的方法達到各自的目的。人們還可以看到兩個都是謹慎小心的人，其一實現了他的目的，而另一個則否；同樣地，兩個具有不同脾氣的人，其一謹慎，另一個急躁，都一樣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們的作法是否符合時代的特性。由於我已經講到的原因，結果，兩個人雖然行動不同，卻取得同樣的效果：而另外兩個人行動相同，一個達到目的，而另一個卻失敗了。
福祉的變化亦由於這個原因：如果一個人採取謹慎、耐心的方式行動，時間與事態的發展情況說明他的行動是合適的，那麼他就獲得成功；但是如果時間與事態變了，他就失敗了，因為他沒有改變他的作法。沒有一個人如此精明地使自己能夠適應這種情況，這是因為他不能夠離開天性驅使他走的路子，還因為他走一條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說服自己離開這條路子。因此一個謹慎的人，到了需要採取迅猛行動的時候，他不知所措，結果他就毀滅了。但是如果一個人能夠隨著時間和事態的發展而改變自己的性格，那麼命運是決不會改變的。
教皇猶利二世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那麼迅猛；他覺察時代和事態同他的作法是那麼協調，所以他總是獲得成功。請看看在焦萬尼‧本蒂沃利奧還活著的時候，教皇對波倫尼亞進行的第一次出征。當時威尼斯人是不贊成這件事的，西班牙國王也不贊同，猶利就同法國商議這項計劃。然而，由於他的剛強和迅猛的稟性，他親自發動遠征。這一行動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舉棋不定，呆若木雞，後者是由於恐懼，而前者則是由於想要重新取得整個拿波里王國的願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國國王拉過來跟著自己。法國國王眼看猶利已經行動起來，並且盼望教皇成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貼耳，也就自己認定：除非公開得罪教皇，否則不可能不給他提供軍隊。於是猶利以迅猛的行動完成了一項事業，這是任何其他教皇以人間最高的精明之智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像其他任何一個教皇那樣行事，要等待各項條件都確定下來，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夠離開羅馬，他就絕不會成功了，因為法國國王會有一千條推托之詞，而其他的人[203]對他會產生無限憂慮。關於他的其他行事就從略了，它們全部是屬於這一類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沒有相反的經歷；因為如果時光流轉到了他必須謹慎行事的時候，他就會毀滅了；因為他永不會拋棄他的天性使他偏愛的那些方法。
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當命運正在變化之中而人們仍然頑強地堅持自己的方法時，如果人們同命運密切地調協，他們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協調，他們就不成功。我確實認為是這樣：迅猛勝於小心謹慎，因為命運之神是一個女子，你想要壓倒她，就必須打她，衝擊她。人們可以看到，她寧願讓那樣行動的人們去征服她，勝過那些冷冰冰地進行工作的人們。因此，正如女子一樣，命運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為他們在小心謹慎方面較差[204]，但是比較兇猛，而且能夠更加大膽地制服她。
第二十六章 奉勸將義大利從蠻族手中解放出來
現在考慮了上面討論過的全部事情，並且自己思量：義大利此時此刻是不是可以給一位新的君主授予榮譽的吉日良辰，是不是現在有某種要素給一位精明和有德的君主提供一個機會，讓他採取某種方式，使自己獲得榮譽，並且給本國人民帶來普遍的幸福；我覺得許多事情合在一起都是對新君主有利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比現在對君主的行動更合適。而且正如我所說過的[205]，如果為了表現摩西的德，必須使以色列人在埃及成為奴隸，為了認識居魯士精神的偉大，必須使波斯人受梅迪人壓迫，為了表現提修斯的優秀，必須使雅典人分散流離；那麼在當代，為了認識一位義大利豪傑的德，就必須使義大利沉淪到它現在所處的絕境，必須比希伯來人受奴役更甚，必須比波斯人更受壓迫，必須比雅典人更加流離分散，既沒有首領，也沒有秩序，受到打擊，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躪，並且忍受了種種破壞。
雖然最近在某個人身上可看到一線希望，使我們認為可能是上帝派來贖救義大利的。可是後來在他的事業登峰造極的時候，他被命運拋棄了。[206] 於是義大利仍舊缺乏生氣，她等待一位人物將來能夠醫治她的創傷和制止倫巴底的劫掠以及在〔拿波里〕王國和托斯卡納的勒索，並且把長時期鬱抑苦惱的恨事消除。我們看到她怎樣祈求上帝派人把她從蠻族的殘酷行為與侮辱中拯救出來。我們還看見，只要有人舉起旗幟，她就準備好並且願意追隨這支旗幟。現在除了在你的顯赫的王室之中，她再找不到一個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這個王室由於它的好運和德，受到上帝和教會的寵愛，現在是教會的首腦，因此可以成為救世者的領袖。如果你想起我在上面談到的那些人物[207]的行跡與生平，這件事就不是很難的。而且，雖然那些人物是希世的、奇蹟般的，但是他們畢竟是人，而且他們當中每一個人當時的機會都不如今日，因為他們的事業比這件事業並不更加正當些、更加容易些，上帝對他們比對你並不更加友好些。偉大的正義是屬於我們的，因為「對於必需戰爭的人們，戰爭是正義的；當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毫無希望的時候，武器是神聖的。」[208]在這裏，有極其偉大的意願，在具有偉大意願的情況下，只要你的王室採取我已經作為目標推薦的那些人的方法，這裏就不存在巨大的困難。除此之外，現在我們還看見了上帝所作的絕無僅有的奇蹟：大海分開了，雲彩為你指出道路，巉岩湧出泉水，靈糧[209]自天而降；一切事物已經為你的偉大而聯合起來，而余下的事情必須由你自己去做。上帝不包辦一切，這樣就不致於把我們的自由意志和應該屬於我們的一部分光榮奪去。
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義大利人[210]從來沒有一個能夠實現我們希望你的顯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義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許多戰役中，義大利的武德似乎總是被消滅了，這並不是什麼怪事，因為它的舊制度不好，而且從來沒有人懂得怎樣制定新制度。因此，要使一個新近當權的人能夠獲得巨大的榮譽，莫過於由他創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這些東西如果有良好的根據，而且本身有其偉大的地方，它們就使他贏得人們的尊敬和欽佩；而義大利現在不乏材料，可引進每一種形式；此地若非頭腦有虧，四肢有大德。請注意，在決鬥中或者在少數幾個人的搏鬥中，義大利人在力量、機敏和智力上是多麼優異啊！但是當他們到了軍隊的時候就毫無表現。這一切都是由於頭腦軟弱的結果；因為那些高明的人們不服從他們，而每一個人都自認為高明，因為迄今沒有一個人由於德和幸運這兩方面出人頭地，能夠使其他的人們折服。因此，在那樣長的時期內，在過去二十年進行的許多場戰爭中，當一支軍隊全是義大利人的時候，它遇到考驗，總是失敗。關於這一點，主要的證據是塔羅之役，其次是亞歷山大、卡普亞、熱那亞、維拉、波洛尼亞和梅斯特里諸戰役[211]。
因此，如果你的顯封的王室決意傚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救國家的優秀人物的話，第一件事情就是組織自己的軍隊，作為任何一件事業的真正基礎，因為沒有比他們更忠實、更真誠、更優秀的士兵了。而且，雖然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好的，但是當他們看到受他們的君主的指揮並且由他授勳和款待的時候，他們團結在一起就變得更加好。因此，為了能夠運用義大利的德(Italian virtue)防禦外侮，必須籌建這樣一支軍隊。雖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們認為是可怕的，但是它們兩者都各有缺點，因此，第三種部隊[212]不但能夠對抗他們，而且確信能夠戰勝他們。因為西班牙人不能夠抵禦騎兵，而瑞士人一旦在戰鬥中遇到同自己一樣頑強的步兵的時候，他們就不能不感到害怕。所以經驗已經證明，而且將來還要證明，西班牙人不能夠抗拒法國騎兵，而瑞士人則被西班牙步兵所消滅。雖然這後一件事到目前還沒有看到整個經歷，但是在拉文納戰役中[213]，已有了一個證明：當時西班牙步兵同採取與瑞士人同樣戰術的德國軍隊會戰，西班牙人靠他們身體敏捷和圓盾的幫助，潛入德軍跟前，在德軍長矛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安然地襲擊德軍，後者無法招架；假使當時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騎兵的襲擊，他們定會把德國人全部消滅掉。因此，如果看到這兩種類型的騎兵的弱點，就能夠創建一種新型的騎兵，它既能擊退騎兵，又不需要害怕步兵。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選擇武器和改變戰術。而這一切就像新制度一樣，會給一位新君主帶來名譽和偉大的地位。
因此，這個時機一定不要錯過了，以便義大利經過長時期之後，終於能夠看到她的救星出現。我無法表達：在備受外國蹂躪的一切地方，人們將懷著怎樣的熱愛、對復仇雪恥的渴望、多麼頑強的信仰，抱著赤誠，含著熱淚來歡迎他！什麼門會對他關閉？有什麼人會拒絕服從他？怎樣的嫉妒會反對他？有哪個義大利人會拒絕對他表示臣服？蠻族的控制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臭不可聞了。請你的顯赫的王室，以人們從事正義事業所具有的那種精神和希望，去擔當這個重任，使我們的祖國在她的旗幟下日月重光，在她的指示下，我們可以實現詩人佩脫拉克[214]的話語：
「德將拿起槍反抗暴虐，
戰鬥不會很長！
因為古人的勇氣，
在義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沒有消亡。」
譯 後 記
《君主論》的第一個中譯本是伍光建（君朔）先生節譯本，題名為馬加維里著《霸術》，商務印書館出版，有譯者序。其次是曾紀蔚譯，題名為義大利麥克維利著《橫霸政治論》，上海光華大學政治學社出版，在版權頁上無出版日期，根據譯者四十年代在該校任教時瞭解，是1930年出版，有譯者序。第三部譯本題名為《君》，1934年中國文化學會出版。這些譯本均系根據英譯本轉譯，早已絕版。
1958年商務印書館將此書列入世界學術名著選題計劃，即向譯者約稿。譯者根據英譯本譯出後，為了譯文信達起見，曾取英、美、法、德、日各國譯本互相核對，發現文義莫衷一是，訂稿甚難，決定以義文本為準據另譯。為此苦攻義文。其後借到《君主論》卡塞拉（MarioCasella）審訂本及列寧格勒外文圖書館藏本，即根據此兩個版本，對照英、美、法、德、日各國多種譯本（見參考書目）重新譯出，第一稿於六十年代初完成。七十年代陸續借到：馬佐尼（M.Mazzoni）審訂本及邦凡蒂尼（M.Bonfantini）審訂本，又根據兩者，同時對照各國譯本，先後進行兩次較大的修改，擇善而從，不拘泥於一個版本。這是第二稿和第三稿。1982年和1984年，筆者先後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法學院及東京大學法學部進行學術交流研究，搜集到各國關於馬基雅維里的研究資料，對譯稿又進行了兩次修改，成為現在的這第四稿。本譯本全部腳注系由譯者彙集各國（包括義大利）有關資料寫出，僅供讀者參考。此書由於反覆推敲，求其忠實可讀，多次修改，以致遲遲脫稿。同時由於能力所限，對作者研究不足——愈研究愈知昨日之非——綆短汲深，紕繆難免，期待讀者通人指正。
此書執筆於十年動亂期中，完成於我國進入偉大的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時期，法治開始實行，香港回歸祖國在望。譯者慶幸何似，謹以此書獻給我摯愛的祖國和欣欣向榮的法學界。
出版之際，譯者不能不表示衷心感謝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同志們，特別駱靜蘭同志在長時期中的鼓勵與催促以及付排前後的辛助勞動與幫助；如其不然，此書至今也未必能夠定稿。
潘漢典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1985年4月10日，北京
詹康：修訂說明
一、virtue統一譯為「德」。
二、prudence譯為「精明之智」，prudent（與其副詞）譯為「精明的」。
三、humor譯為「體液」，appetite譯為「胃口」。
四、補譯第19章最後數句。
五、教皇的中文譯名依天主教用法改正。
六、「意大利」改為「義大利」。
七、其他紅字部份。
[1]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其父為有名的僱傭軍隊長。弗朗切斯科十六歲即從軍，1424年父死即繼承其父的軍隊指揮權，為米蘭作戰。其後娶米蘭公爵菲利普·馬利亞·維斯孔蒂（FilippoMariaVisconti）的私生女比昂卡（Bionca）。1447年維斯孔蒂死後米蘭宣佈為共和國，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擔任僱傭軍隊長；1450年倒戈，迫使共和國最高會議擁立為維斯高蒂的繼任者——米蘭公爵。馬基雅維里在本書第七章及所著《佛羅倫薩史》第七卷和《兵法》中一再引述弗朗切斯科為例，說明僱傭軍的危險性。
[2]拿波里王國，十五世紀義大利半島的五個主要國家之一，於1500年由西班牙國王費爾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Ⅱ.1452—1515）同法國國王路易十二世締結條約予以瓜分。1504年西班牙將法國勢力從所佔領的部分領土趕走，並將西西里兼併。
[3] 「幸運」（fortuna），一譯「命運」（如在獻詞中，見前第2頁）。「能力」（virtu），同前者相對待，是馬基雅維里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如同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的用語一樣，通常指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才能智慧，只是在極少數場合特指美德善行。
[4]參閱馬基雅維里：《論提圖斯·李維〔羅馬史〕前十卷》（以下簡稱：《李維史論》），特別是第一卷。該卷第二章的題目就是《共和國有多少類，羅馬共和國是屬於哪一類的？》。
[5]費拉拉公爵（ducadiFerrara），指在教皇轄地費拉拉執政的埃斯特家族的埃爾科萊一世（Ercoleld』Este，在位：1471—1505）和阿爾方索一世（AlfonsoⅠd』Este，在位：1505—1534）。這個家族從1208年起就同薩林圭拉家族（Salinguerra）輪流統治費拉拉。1332年教皇承認埃斯特家族三兄弟為其在費拉拉的代理人，由是埃斯特家族統治者的勢力日益強大。
[6]猶利二世（IulioⅡ1413—1513）原名朱利亞諾·德拉·羅韋雷（IuAlianodellaRovelle），1503年起任教皇至1513年，決心收復全部教皇轄地，除費拉拉公爵抵禦了他的攻擊外，一些處於教皇宗主權之下的小國的繁榮時代由此告終。
[7]根據義大利學者的分析，事實上埃爾科萊和阿爾封索這兩名費拉拉公爵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具有偉大才能的首領。馬基雅維里在這裏的提法，看來是有意強調世襲的作用。
[8]洛多維科（Lodovico Sforza，1476—1500），米蘭公爵；1499年2月法國國王路易十二世（在位：1498—1515）同威尼斯人結盟，9月11日法軍攻佔米蘭，洛多維科逃亡德國。威尼斯人亦分佔米蘭公國的三分之一。次年2月在反法國軍隊的米蘭起義幫助下，洛多維科歸國迅速光復米蘭。但其後又被法軍挫敗，死於監獄。
[9] 1511年教皇猶利二世和西班牙、威尼斯結成神聖聯盟以驅逐在義大利的法軍。1512年4月11日在拉文納（Ravenna）的決定性勝利的戰役中，儘管法軍是勝利者，但由於主帥加斯通·德·富瓦（Gaston de Fois）之死和瑞士人為支持神聖同盟而突襲米蘭，使勝利者受到挫折。瑞士人在教皇猶利二世的慫恿下征服了米蘭，立洛多維科的兒子馬西米利亞諾（Massimiliano Sforza）為其傀儡公爵。在猶利二世於1513年2月去世後，法國人再度被驅逐出義大利，斯福爾扎家族的一個成員回到了米蘭。
[10]以上各地歸並於法國的時期：布爾戈尼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為1453年（查理七世）、諾曼底為1204年（菲利普二世）。
[11]此處所稱希臘，實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紀征服巴爾幹半島。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21—1451）開始遠征匈牙利、希臘、阿爾巴尼亞等國，其後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繼續擴張：於1453年滅拜占庭帝國，並將奧斯曼帝國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爾，從而確立了土耳其在歐洲的勢力。
[12] 「要害」原文為拉丁文「compedes」意即關鍵或重要據點（ccppi）。
[13]強大的外國人（unoforestierepotente），意指強大的外國君主。
[14]公元前的二世紀，希臘的埃托利亞人及其他希臘城邦，為了反對與加太基結盟的馬其頓國王菲利普五世，因此與羅馬人結盟，讓羅馬人進入希臘。其直接目的是為了打敗菲利普五世對希臘各城邦的野心。
[15]此處指公元前二世紀前後羅馬人介入希臘各城邦與馬其頓王國鬥爭的史實。
[16]公元前214年馬其頓國王菲利普五世（PhilipoⅤ，公元前231—179）與迦太基漢尼拔結盟，對付羅馬及希臘各城邦。因此羅馬與希臘各城邦結盟。公元前197年羅馬人打敗菲利普。由是羅馬人控制了馬其頓和希臘。在希臘中部的埃托利亞聯盟的請求下，公元前192年敘利亞國王安蒂奧科三世（AntiocoⅢ，公元前223—187）出兵支援希臘，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則請求羅馬人幫助。公元前190年，安蒂奧科被羅馬人打敗，於是年媾和被迫放棄全部小亞細亞土地。其後馬其頓復甦，但在公元前186年再度被羅馬人消滅，曾幫助馬其頓的希臘人亦受到鎮壓。
[17]原文：「digodereelbenefiziodeltempo」，是當時義大利和法國流行的諺語。
[18]指法國國王路易十二世（1462—1515），下同。
[19]指法國國王查理八世（1470—1498），下同。
[20]查理八世於1494年9月2日侵入義大利，相當迅速地佔據拿波里王國，但於1495年10月隨即喪失。其後路易十二世攻佔義大利北部，自1499—1512年，時期較長。
[21]查理八世於1494年進攻義大利，一度成為拿波里的主宰，至1496年完全失敗；但查理的遠征已成為外族入侵義大利時期的開始。
[22]熱那亞（Genova），脫離米蘭的支配，接受法國的保護。
[23]曼托瓦侯爵（MarchesediMantova）即詹弗朗切斯科·貢扎加（Gianf-rancescoGonzaga，1484—1519）。
[24]費拉拉公爵（DucadiFerrara）是埃斯特家族的埃科萊一世，已見前注。
[25]本蒂沃利奧（GiovanniBentivoglio）是博洛尼亞的統治者（SignorediBologna）。
[26]富爾利夫人（MadonnadiFurli）是富爾利的女統治者（SignoradiFurli）卡德林娜·斯福爾扎（CaterinaSforza，1463—1509）。
[27]法恩扎的統治者（SignorediFaenza）是阿斯托雷·曼弗雷迪（AstorreManfredi）。
[28]佩薩羅（Pesaro）的統治者是潘多爾科·馬拉泰斯塔（PandolqoMalatesta）。
[29]里米尼和卡梅里諾（RiminieCamerino）的統治者是朱利奧·切薩雷·瓦拉諾（GiulioCesareVarano）。
[30]皮奧姆比諾（Piombino）的統治者是賈科莫·德·阿皮亞諾（Giacomod』Appiano），僱傭軍隊長。
[31]羅馬教廷和威尼斯在十四世紀末葉，通過勢力擴張，變成義大利的兩個最大的強國。
[32]教皇歷山，原名羅德里戈·博爾賈（RodrigoBorgia，1431—1503），通過賄賂當選為教皇歷山六世（AlesandroⅥ在位：1492—1503），使教皇政權日益世俗化；他還通過其私生子切薩雷·博爾賈（即著名的瓦倫蒂諾公爵）以教廷保護人的資格，把義大利的羅馬尼阿（Romagna）置於教廷的直接統治之下。但事實上，瓦倫蒂諾公爵企圖將它變為自己的國家。
[33]路易十二世於1502年7月回到義大利，一部分原因是制止瓦倫蒂諾公爵繼續向托斯卡納擴張，同時也為了準備征服拿波里王國。
[34] 1500年11月路易十二世同西班牙國王「天主教徒費爾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ⅡilCattolico，1452—1516）締結格拉納達（Granata）條約，商定把拿波里奪取過來，法國和西班牙瓜分了拿波里，但是後來兩個國王分裂，路易十二世戰敗，法國人於1504年從所佔領的拿波里部分領土上被趕走。
[35]納貢的人（Pensionario）或作「臣服的人」解，此指拿波里的阿拉岡國王費代里科一世（FedericoⅠ）。
[36]指號稱「天主教徒費爾迪南多」的西班牙國王費爾迪南多二世。
[37]路易十二世取得教皇歷山的認可，同其妻焦萬娜（路易十一世之女、查理八世的姊妹）離婚，以便於1499年同查理八世的遺孀（布列塔尼的安妮皇後）結婚，從而取得布列塔尼亞公國的統治權，並由教皇同意羅阿諾（Roano，1460—1510），即「國王顧問」喬治·達布瓦斯（Giorgid』Amboise）由魯恩總主教升任樞機主教。另一方面，路易十二世則支持教皇對羅馬尼阿的攻取。
[38]切薩雷·博爾賈（CesareBorgia，1475或1476—1507），是羅德里戈·博爾賈（後任教皇，稱歷山六世）和羅馬婦女萬諾扎·代·卡塔內（VannozzadeiCattanei）的私生子，後在歷山六世的支持下，1493年任西班牙瓦倫西亞的樞機主教，1499年由法國國王授予瓦倫蒂諾公爵。
[39] 1500年馬基雅維里第一次出使法國宮廷，有機會同羅阿諾樞機主教（cardi-nalediRoano）晤談。
[40]亞歷山大大帝（AlessandroMagno），指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在位是公元前336—323），通過戰爭控制整個希臘後；於公元前335年東征波斯，戰敗大流士三世；南侵埃及，建亞歷山大城；遠征北印度，公元前325年從印度敗退；死於巴比倫。
[41]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其繼承人為瓜分帝國內訌，經常進行鬥爭。
[42] 「州」（「sangiaccati」）來自土耳其語「旗」（「sangiaq」），是土耳其行政區域，類似現代的省分，此名稱沿用至1921年。
[43]大流士（Dario）指波斯國王大流士三世（Dario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諾（Codomanno），一再被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的遠征軍戰敗，公元前331年全軍覆沒，大流士逃脫，後被自己的州長殺害。
[44]皮爾羅（Pirro，公元前318（？）—272年），古希臘埃皮羅國王（redell』Epiro），以軍事天才見稱，在公元前279年曾以沉重損失為代價打敗羅馬軍隊，侵佔西西里和南意。公元前275年終被羅馬人戰敗，公元前272年在希臘作戰陣亡。
[45] 「寡頭政府」（unostatodipochi）意謂由被征服的國家的少數公民組成對征服者效忠的政府。
[46]此處指公元前斯巴達在戰勝雅典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各國歷史情況。當時雅典建立了所謂「三十專制者」的政府，這些專制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達人在公元前382年佔領底比斯之後又采取同樣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國的貝洛皮達斯（Pelopidas）把十名專制者搞掉了。
[47]卡普阿（Capua）於公元前221年被毀滅。
[48]迦太基（Cartagine）於公元前146年被毀滅。
[49]努曼齊亞（Numanzia）於公元前133年被毀滅。
[50]摩西（Moise）基督教聖經中的希伯來先知和立法者。
[51]居魯士（SalvoCiro，公元前558？—528）波斯國王、波斯帝國奠基人。領導波斯人出征，俘虜梅迪國王，自公元前550年成為梅迪人和波斯人的國王，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倫，成為巴比倫人的國王。
[52]馬基雅維里在此處引用的人物，除居魯士一人外；其他都是傳說中的人物。西方學者對此有各種評論。但是這些傳說中的某些人物及其事跡並不能肯定全部是沒有歷史根據的。特別是從西歐文化的歷史背景與傳說中和宗教上的人物在人們精神生活中佔有的地位，馬基雅維里的例示與分析顯然會產生吸引人的效果和特殊的說服力。
[53]羅慕洛（Romulo，公元前735—716），傳說中羅馬的奠基者和第一位國王。相傳羅慕洛及瑞穆斯是阿爾巴-隆伽城國王的女兒和戰神所生的雙生子。因王弟篡位受到迫害，被投河中，為母狼所救在山洞哺育，並由牧羊人撫養成人。羅慕洛恢復統治權後在母狼哺育地，以本人名字創建羅馬城並成為該城的第一個國王；並且「相傳羅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給個人，每人大約一公頃（二羅馬畝）」。羅馬土地私有由此起源。（參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單行本，第119頁。）
[54]提修斯（Teseo，即Thesus）是古希臘著名的英雄，傳說中的雅典國王和雅典國家的奠基者。他把原來分散的部落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設立一個中央機關管理共同事務，產生了雅典民族的法律，從而跨出了摧毀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參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單行本，第107頁、第108頁。）
[55]季羅拉莫·薩沃納羅拉修道士（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佛羅倫薩宗教改革家。1475年為多米尼加會修道士。五年後進佛羅倫薩聖馬爾科修道院傳教，抨擊當時教會和教士腐化墮落，主張改革和復興宗教，並建立一個有效的共和政府。1491年薩沃納羅拉成為聖馬爾科院長，對佛羅倫薩政治影響日增。1494年，自梅迪奇家族被驅逐出佛羅倫薩後，薩沃納羅拉掌握了佛羅倫薩的支配權，主持制定1494年憲法；至1497年為其全盛時期。但為教皇歷山四世所敵視，其勢力驟然削弱，1498年作為異端者被捕，並被燒死。
[56]耶羅內（IeroneSiracusano，公元前308？—215），此處指敘拉古的暴君耶羅內二世（在位：公元前269—215）。
[57]原文：「quodnihilillideeratadregnandumpraeterregnum」。此語引自第三世紀羅馬史學家查斯丁尼（M.J.Justinus）所著《歷史》（《HistoriarumPhilip-picarum》）。正確的原文應該是：「utnihileiregiumdeessepraeterregnumvide-retur，」見該書第23章第4節。
[58]此處指切薩雷·博爾賈當其父教皇歷山六世死時，本人正患病（1503年）。
[59]法恩扎（Faenza）義大利北部古城市。
[60]里米諾（Rimino）義大利古城市，今稱里米尼。
[61]奧爾西尼（Orsine）家族，在十三世紀在羅馬興起，投身於軍職，很多人任僱傭軍的首領，受雇於切薩雷·博爾賈。
[62]科隆內（Colonnesi）家族，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羅馬居統治地位的家族，在軍界佔有重要地位。
[63] 1502年10月9日在義大利佩魯賈附近的小村莊馬焦內那裏舉行會議.由奧爾西尼家族、波洛尼亞的本蒂沃利奧家族以及其他受到切薩雷·博爾賈的野心威脅的勢力，結成了反博爾賈聯盟。
[64]保羅·奧爾西尼（SignorPaolo〔Orsine〕是奧爾西尼家族的頭頭之一，擁有軍事力量，於1502年被切薩雷·博爾賈殺害於西尼加利亞（Sinigaglia）。
[65]雷米羅·德·奧爾科（RemirrodeOrco）原切薩雷·博爾質的軍官，1501年被派往羅馬尼阿代理博爾賈統治。1502年12月22日被投獄，26日被處決。
[66]人民法庭（iudiciocivile）建立於1502年10月至11月之間，由平民的法律家組成，與軍事法庭相對待，而不是與刑事法庭相對待的民事法庭。
[67]當時馬基雅維里正在作為佛羅倫薩的使者在切塞納的切薩雷·博爾賈的宮廷。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向佛羅倫薩所作的書面報告中，他談及雷米羅被囚和民眾對雷米羅的反感，以及目擊曝屍實況。馬基雅維里對處決的作法沒有任何反感。
[68]教皇是由樞機主教團選舉的。
[69]教皇歷山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薩雷·博爾賈為「神聖教會保護人」（GonfalonierediSantaChiesa）。其後博爾賈在酒中放毒擬毒死某些敵人，但歷山和博爾賈自己誤飲，歷山致死於1503年，博爾賈亦得重病。
[70]指法國和西班牙。
[71]巴利奧尼（Baglioni）十五世紀佩魯賈的統治家族的姓。
[72]維泰利（NiccoloVitelli），一個僱傭兵隊長的家族的姓。
[73] 1503年歷山六世死後，選出碧岳三世繼儀，未就任即去世，另選猶利二世繼任。
[74]聖·皮耶羅·阿德·溫庫拉（SanPieroadVincula），樞機主教，即朱利阿諾·德拉·羅韋雷，按習慣以其任職的教會堂區的名字命名；1503年當選教皇後，稱猶利二世，參見前第2章注及本章前注。
[75]科隆納（Colonna）即焦萬尼·科隆納（GiovanniColonna）樞機主教。
[76]聖·喬治（SanGiorgio），樞機主教，即拉斐勒·里亞里奧（RaffaelleRiAario），其命名同前。
[77]阿斯卡尼奧（Ascanio）即阿爾卡尼奧·斯福爾扎（AscanioSforza）樞機主教。
[78]西班牙人特指西班牙的樞機主教。
[79]教皇是由樞機主教團選舉的，博爾賈當然無權選舉，但在樞機主教團選擇上，他可以施加影響。
[80]關於此一結論，一些現代義大利史學者認為不符合事實。博爾賈的失敗大部分由於道德上的反動以及他的行動所引起的仇恨和恐懼的浪潮。
[81]關於共和國的問題，馬基雅維里在《李維史論》中有所論述，但該書不是專論共和國的，因此馬基雅維里是否另有關於此一問題的專著，迄今存疑。
[82]阿加托克雷（Agatocle，公元前361—289），西西里人，敘拉古（Siracusa）的暴君（公元前316—304），後成為希臘西西里國王（公元前304—289），支配西西里島的大部分；公元前310年出征非洲獲勝；後回歸西西里，完成其專制的統治（公元前305年）；以後入侵義大利本土和科爾西拉（Corcyra，公元前300—295）。
[83]取得元老院和人民的同意他就能夠成為君主，但是他不願對他們承擔義務。
[84]阿米爾卡雷（Amilcare，即Hamilcar），公元前五世紀迦太基將領，遠征西西里，戰敗於傑隆（Gelon）。
[85]此處「生涯」（vita），系從馬里奧·本凡蒂尼校訂本及奎多·馬佐尼校訂本。有的版本作「能力」（virtu）。
[86]此處「能力」（「virtu」）的涵義包括道義上的優越性。
[87]奧利韋羅托（OliverottodaFermo），姓歐弗雷杜奇（Euffreducci）。馬基雅維里論述的事件發生於1501年12月。其後在1502年12月31日，奧利韋羅托在西尼加利亞被切薩雷·博爾賈殺害。
[88]保羅·維泰利（PaoloVitelli），在對皮薩的戰爭中任佛羅倫薩的僱傭軍將領，後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羅倫薩處決。
[89]維泰洛佐·維泰利（VittellozoVittelli），1502年在西尼加利亞被切薩雷·博爾賈殺害。
[90]這是在耶穌誕辰的第二天，即1501年12月26日。
[91]指改變上述關於從事損害行為和布惠施恩的政策。
[92] 較順的譯法可有「脾氣」和「脾胃」。（詹康註）
[93]納比德（Nabide），斯巴達國王（在位：公元前206或207—192），以貪婪、酷虐著名。後被羅馬軍暗殺。
[94]格拉奇（Gracchi）指由平民選出的有名的古羅馬護民官格拉古兄弟蒂貝里奧和卡伊奧（Tiberio和CaioGracco，公元前163—133，153—121）。二人分別於公元前133年和121年，在羅馬貴族所挑起的反對他們的騷亂中被殺害；他們曾經採取一些有利於平民的措施，但似乎未獲得人民的堅決支持。
[95]喬治·斯卡利（GiorgioScali），十四世紀，佛羅倫薩下層民眾領袖之一，與湯姆馬索·斯托齊（Tommasostorzzi）結黨。於1382年1月17日被捕殺害。
[96]主權者（potentati）或譯「當權者」、「統治者」等等。此處指佛羅倫薩、威尼斯、米蘭、拿波里、錫耶納等國的主權者。
[97]男爵（barone）、主子（signore），指小的統治者。
[98] 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的進攻，在義大利歷史上開始了外敵入侵時期。
[99]此處指1508年成立的康佈雷聯盟。由於威尼斯的擴張而失去領土的強國都聯合起來剝奪威尼斯的大陸領地。聯盟的成員包括法國、西班牙、教廷（猶利二世）和費拉拉等。
[100]思道（Sisto，1417—1484），即思道四世（SistoⅣ.在位：1471—1484），原名弗朗切斯科·德拉·羅韋雷。在位時，竭力使教皇轄地成為一個武裝的強大領地，並為此目的任命他的許多「侄兒」（私生子）為代理人。
[101] 「他們的生命短促」（labrevitadellavitaloro）。事實上，教皇思道四世活了六十七歲，在位十三年（1471—1484），諾森八世活了六十歲（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歷山六世活了七十二歲（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猶利二世活了七十歲（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據此，此處所稱「·生·命短促」當指教皇在位期間而言。在1976年萊比錫版《君主論》（F.Blaschhke的德譯本》及1965年美國杜克大學版《馬基雅維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論》（A.Gilbert的英譯本）均改譯作「統治期間」（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參考。
[102]即以犯有國事罪為理由懲罰富人，由此可以沒收他們的財產。
[103]猶利二世於1506年征服了波洛尼亞；戰勝了威尼斯，然後解散康佈雷聯盟；另外於1511年成立反對法國路易十二世的神聖聯盟，由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聯合起來驅逐法國人。1513年2月猶利去世後，法國人再次被驅逐出義大利。
[104]聖父教皇良（SanitadipapaLeone）指馬基雅維里作此書時在位的教皇良十世（1513—1521），即喬萬尼·德·梅迪奇（Giovannide』Medici，1475—1521），是著名的大洛倫佐之一員。馬基雅維里在被罷官後有意同教皇良結交，在1519年（小）洛倫佐·德·梅迪奇死後，曾向教皇良建議在佛羅倫薩恢復共和國。
[105]原文「拿著粉筆（石膏）」（colgesso），是引用教皇歷山六世形容法國查理八世征服義大利輕而易舉所說的俏皮話。據說，在1494年查理穿過義大利時沒有遭到抵抗，因此教皇歷山常說法國人侵入義大利，手裏拿著粉筆（石膏），只要在那裏畫上標記就能夠在那裏安營紮寨，而無需拿著劍進行戰鬥。
[106]薩沃那羅拉在1494年11月1日早就預言法國查理八世將要入侵。後來他指出其原因在於義大利、羅馬和佛羅倫薩的瀆神、殘暴和作惡多端。但馬基雅維里則把此種不幸歸罪於放棄軍事訓練，使佛羅倫薩無能力自衛。
[107]埃帕米農達（Epaminunda）公元前四世紀底比斯的將領和政治家。
[108]菲利普（FilippoMariaVisconti）米蘭的公爵（1412—1447）。其女比安卡·馬里阿嫁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菲利普死，斯福爾扎奪取公國領地。
[109]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FrancescoSforza1401—1466），穆奇奧之子，雇傭軍隊長；在米蘭的公爵菲利普的軍隊中任職。
[110]卡拉瓦焦（Caravaggio）之戰，在1448年9月15日結束，一月後，（10月18日日）斯福爾扎即背叛米蘭人，自己與威尼斯人結盟，於1450年2月26日攻克米蘭。
[111]焦萬娜二世（GiovannaⅡ，1371—1435），拿波里女王（拿波里國王拉地斯拉奧的遺孀），其王國為阿拉岡國王費爾迪南多所兼併。
[112]焦萬尼·奧庫特（GiovanniAucut，1320—1394）是英國武士約翰·霍克伍德在佛羅倫薩用的名字。此人曾參加英法戰爭，由英王受勳，後糾集隊伍到義大利各國作為僱傭軍，成為著名的「白衣連隊」，參加多次戰役，死於佛羅倫薩。
[113]布拉奇奧家族（Braeceschi）一個僱傭軍首領的家族，其中最有名的一人是安德雷亞（1368—1424）。
[114]卡爾米紐奧拉（Carmignuola，1390—1432），名弗朗切斯科·布索內（France-scoBussone），後來成為卡爾馬尼約拉的伯爵（ContediCarmagnola），起初為米蘭服務，後轉而為威尼斯服務。是馬克洛迪奧戰役的勝利者（1472），1432年以背叛罪被處決於威尼斯。
[115]巴爾托洛梅奧·達·貝爾加莫（BartolomeodaBergamo，1400—1475），自1424年在威尼斯當僱傭軍，後任將領，戰敗死亡。
[116]魯貝托·達·桑·塞韋里諾（RubertodaSanSeverino，1419—1487），為威尼斯作戰而死。
[117]皮蒂利亞諾伯爵（ContediPitigliano），名尼科洛·奧爾西尼（NicoloOrsini，1442—1510），僱傭軍將領，為威尼斯作戰，1509在維拉（Vaila）之役慘敗，後死去。
[118]阿爾貝里戈·達·科尼奧（AlberigodaConio）即阿爾貝里戈·達·巴爾比亞諾（AlberigodaBarbiano，1344—1409），羅馬尼阿的庫尼奧的伯爵（contediCunio），是純粹義大利式僱傭軍連隊的創始人。曾組成著名的「聖喬治兵團」，並任該團首領。
[119]查理八世，法國國王（1470—1498），1494—1496年曾侵入義大利佛羅倫薩、拿波里，後被逐
[120]路易十二世，法國國王（1498—1515），曾佔領米蘭，同西班牙瓜分拿波里（1500），後被逐。
[121]費爾迪南多（Ferdinando1452—1516），西班牙國王，曾出兵援助拿波里驅逐法國查理八世入侵，作為侵略義大利的手段；後於1500年與法國路易十二世瓜分拿波里；1508年與德、法、西班牙及教皇合謀瓜分威尼斯，其後為了爭奪義大利同法國作戰（1511—1513）。
[122]法國路易十二世征服米蘭，曾得瑞士人幫助。其後瑞士人在教皇猶利慫恿下又獨自征服米蘭。
[123]教皇猶利二世力圖使義大利在他的領導下統一，曾進攻費拉拉，但由於費拉拉同法國聯盟獲得支援，因此失敗。教皇於是同西班牙國王費爾迪南多（以及威尼斯等）結成反法國的「神聖聯盟」（1511年10月5日）。其後教廷和西班牙的軍隊同法軍作戰，在拉文納（Ravenna）慘敗。只是由於法軍主將加斯通·德·富瓦死亡，並且瑞士出兵二萬人支援「神聖聯盟」，法軍被迫退卻，義大利才倖免於難。
[124] 1500年佛羅倫薩人從法王路易十二那裏獲得了八千瓜斯科人（Guasconi）和瑞士人以便奪回皮薩，但進攻失敗。由於這些軍隊難帶，以至人們寧願把它解散。
[125]即喬萬尼·坎達庫澤諾（GiovanniCantacuzeno，1300—1383），同帕萊奧洛吉（Paleologhi）因拜占庭王權內訌（1341—1347），於1346年同土耳其蘇丹結盟，蘇丹派了自己的兒子去幫助他並出兵希臘，這就成為土耳其人在歐洲擴張的第一基地。
[126] 在第3章。〔詹康註〕
[127]原文是「quodnihilsittaminfirmumautinstabilequamfamapoten-tiaenonsuavixa」，引自塔西佗《歷史紀年》ⅩⅢ，19。
[128]即瓦倫蒂諾公爵切薩雷·博爾賈，敘拉古的耶洛內、大衛和法國查理七世。
[129]這是有意誇張的表達，但是它符合馬基雅維里的一個觀點，根據這個觀點，君主可以（甚至應該）將民事管理工作交給自己選擇的地方官，而自己絕對地掌握戰爭事務。
[130]此處「效力」原文為「virtu」，但是在這裏的意義與馬基雅維里著作中通常使用的「能力」的意義不同，而是具有中世紀使用的意義。
[131]此處原文「figliuoli」，實指「後嗣」。
[132]菲利波門（Filipomene，即Filopemen，公元前253—183），在同馬其頓的菲利普五世的戰爭中，他是阿凱亞同盟的首領；先後戰勝斯巴達，打敗其暴君納比斯，最後被俘處死；被希臘傳記家普魯塔克（Plutarch）外為「希臘的最後一人」。
[133]馬基雅維里此說，殆采自古希臘傳記家普魯塔克所著：《傳記集》。——此書將希臘羅馬的偉人並列對比，並加評論。
[134]凱撒（Ceasare，GaiusJulius，公元前100—44，羅馬名將及政治家。
[135]西奇比奧（Scipione，PubliusCornelius，公元前237？—183），綽號大阿非利加（l』AfricanoMaggiore），羅馬將領，因征西班牙有功，當選為執政，並戰勝迦太基人，大敗漢尼拔於扎馬之役。
[136]色諾芬（Senofonte，公元前434？—351）希臘史學家。蘇格拉底弟子。曾從斯巴達軍隊，助波斯王子小居魯士與其兄爭位，戰敗率兵涉險返國，著《遠征記》述其經過。
[137]自本章開始，馬基雅維里擺脫當時在歐洲占統治地位的倫理學和神學傳統的束縛，從歷史與生活實踐的經驗出發，進行邏輯推理，揭示「典範的君主」（即一切剝削階級統治者）所必需有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作者預見自己大膽提出創新的政治理論將引起強烈的反對。
[138]這裏「許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國》著名的柏拉圖、以《政治論》著名的亞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羅等人；在中世紀，包括教父哲學代表人物奧古斯丁（354—430）、托馬斯·阿奎那等人。馬基雅維里反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但是在國家論方面，特別是在《李維史論》中，又受亞里士多德影響。
[139] 義大利文pietà兼有pity/mercy與piety雙義。〔詹康註〕
[140]第15章列舉關於引起讚揚或者責難的第二對品質，見第74頁。
[141]皮斯托亞（Pistoia）在1501—1502年間由於坎切列里（C.Cancellieri）和潘恰蒂基（Panciatichi）兩派之爭，佛羅倫薩的統治者採取容忍態度，最後釀成流血、掠奪與破壞的悲慘狀態。
[142]維琪爾（Virgilio，公元前70—19），羅馬詩人。此句引自所作被稱爲羅馬的國民史詩《Aeneid》，原文爲拉丁文：“Res dura，et regni novitas me talia cogunt moliri，et late fines custode tueri.”
[143]這是東西方學者經常摘引，用以指責馬基雅維里的一句話。
[144]漢尼拔（Annibale，公元前247—183），迦太基軍隊統帥，曾越過阿爾卑斯山入侵義大利，後失敗逃亡（公元前196），聯合敘利亞國王對羅馬人作戰，失敗後自殺。
[145]西奇比奧（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羅馬軍隊統帥，曾在西班牙戰勝漢尼拔。
[146] 此章是在馬基雅維里的名著中受到後世許多評論家最嚴厲非議的一章。
[147] 阿基里斯（Achille，即Achilles），傳說是希臘英雄，從小就由半人半馬的基羅尼教養，學會狩獵和作戰的本領。
[148]原文（Chirone centauro），事見希臘神話。
[149]原文「...in sul lone」，意謂「總是像獅子般行動，使用公開的暴力」。
[150]此處馬基雅維里改用「一位明智的統治者」（uno signore prudente）。
[151]指第15章所稱的良好品質。
[152]指本書第15章第2段。
[153]指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費爾迪南多。他死於1516年1月23日，如果馬基雅維里寫作時點名，對於馬基雅維里顯然是不利的。
[154]見第15章。
[155]見第15、16、17章。
[156]見第17章。
[157]納比德，見第9章第47頁注1。
[158]見第9章、第17章。
[159]意謂將陰謀向君主告發的人可以指望獲得重賞。
[160]梅塞爾·安尼巴萊·本蒂沃利（Messer Annibale Bentivogli）於1445年被波洛尼亞另一個大家族首領巴蒂斯塔·坎尼斯基（BattistaCanneschi）殺害，但遭到群眾反對，巴蒂斯塔·坎尼斯基亦被殺死。
[161]梅塞爾·焦萬尼·本蒂沃利（Messer Giovanni Bentivogli，1438—1508），安尼巴萊·本蒂沃利之子。其父被殺時，他才七歲。長大後在波洛尼亞執政（1462—1504）。
[162] 「議會」（「parlamento」即法語的「parlement」）這個機構在法國大革命前的職能與現代「議會」不同，它在路易九世的1254年，以「法國議會」或者「巴黎議會」之名，開始作為·中·央·的·皇·家·法·院建立起來；其後菲利普四世於1302年召開第一次「三級會議」，使這個機構進一步確立。
[163]權力者（potenti），此處實指貴族。
[164]第三者的裁判機關（unoiudiceterzo）指上述「議會」。
[165]馬爾科·奧雷利奧（MarcoAurelio，121—180），羅馬皇帝（160—180），以斯多噶派哲學家出名，著有《沉思錄》。
[166]朱利奧·韋羅·馬西米諾（Giulio Vero Massimino，173—238），羅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軍隊殺害。
[167]科姆莫多（Commodo Marco Aurelio，169—192），羅馬皇帝（180—192）。
[168]普布利奧·埃爾維奧·佩爾蒂納切（Publio Elvio Pertinace），羅馬皇帝（193年），在位僅八十七日被叛軍殺害。
[169]馬爾科·迪迪奧·尤利亞諾（Marco DidioIuliano），193年佩爾蒂納切被殺後立為羅馬皇帝，在位六十六日被元老院所殺。
[170]塞蒂米奧·塞韋羅（L. Settimio Severo，146—211），羅馬皇帝（193—211）。
[171]安托尼諾·卡拉卡拉（AntoninoCaracalla，188—217），羅馬皇帝（211—217）。
[172]馬爾科·奧佩利奧·馬克里諾（Marco Opelio Macrino，164—218），217年謀殺卡拉卡拉成功後，為羅馬皇帝，218年被殺死。
[173]埃利奧加巴洛（Eliogabalo）即瓦里奧·阿維托·巴西亞諾（Vario Avito Bassiano，204—222），以卑劣的怪癖出名，馬克里諾被殺後，為羅馬皇帝（218—222），222年，時十八歲，被殺死。
[174]亞歷山大·塞韋羅（Alessandro Seviero，208—235），羅馬皇帝（222—235），在一次軍事暴動中被殺害。
[175]斯基亞沃尼亞（Stiavonia），地在今日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亞附近。
[176]尼格羅（Pascennio Nigro），194年稱帝，195年被士兵所殺。
[177]阿爾皮諾（Decio Clodio Settimio Albino），193年稱帝，197年被殺。
[178]指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和埃及的蘇丹。1517年埃及王國合併於土耳其。
[179]此處所稱蘇丹統治的王國指埃及王國。它完全在著名的騎兵隊（mammalu-cehi）控制之下。
[180]見第2章。
[181]皮斯托亞這個城市十多年分成兩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里派，由於兩派紛爭頻繁，導致流血、焚燒房屋、掠奪財產以及各種敵對行動。其後佛羅倫薩人把兩派的一些頭頭除掉或監禁，皮斯托亞才安定下來。因此馬基雅維里認為，這兩種政策都是沒有用的。參看《李維史論》第3卷第27章。
[182]格爾夫（Guelfe）和吉伯林（Ghibelline），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紀義大利兩大對立的政治派別。格爾夫黨一般支持教會，此派以佛羅倫薩、波洛尼亞和米蘭為代表；吉伯林派與前者對立，在義大利北部（包括皮薩、韋羅納等地），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最後，其鬥爭淪落成為單純的宗派性的鬥爭。
[183]潘多爾福·佩特魯奇（Pandolfo Petrucci）殺其繼父，於1502年成為西耶納的統治者，1503年被驅逐，其後由於法國國王的支持再度執政。
[184]梅塞爾·尼科洛·維泰利（Messer Nicclo Vitelli），保羅和維泰洛佐的父親，僱傭軍隊長，由於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復了卡斯特洛市（Cittadi Castello），任該市的統治者。死於1486年。
[185]圭多·烏巴爾多（Guido.Ubaldo，1472—1508），烏爾比諾公爵（ducadi Urbino），1502年收復了烏爾比諾。1508年死亡。
[186]本蒂沃利奧（Bentivoglio）於1506年被猶利二世所驅逐，於1511年重新恢復了統治權。
[187]富爾利伯爵夫人（contessadiFurli，即CaterinaSforza），當她的丈夫富爾利伯爵季羅拉莫（Girolamo Riario）在1488年被暗殺後，取得在富爾利的權力，直到1500年該城被切薩雷·博爾賈佔領時為止。
[188] 原題拉丁文：「Ouod principem deceat ut egregious habeatur」. Casella等幾個意文本均譯作「……為了受人尊敬……」（「…perche sia stimato…」），但有的意文本譯作「……要贏得聲譽……」（「per acquistarsi reputazione」）。
[189]費爾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di Aragona，1452—1516），西班牙王國的創建者。原為阿拉岡的國王，後與卡斯蒂利亞的伊薩貝拉（Isabella di Castiglia）結婚，又成為卡斯蒂利亞的統治者。在義大利，他佔有半島的南部全部和西西里島。經過十年戰爭，格拉納達於1492年被費爾迪南多征服，於是全部統一西班牙。
[190] 對穆斯林和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的希伯來人，稱為馬拉尼人（Marrani），這是帶有侮辱性的外號。他們在1501—1502年被驅逐出西班牙，以後並多次被趕逐，對西班牙王國的繁榮造成嚴重的損害。
[191] 在對北非的遠征中，1509年費爾迪南多曾佔領其沿岸；如前所述，他為了同法國路易十二瓜分拿波里王國而入侵義大利。後又重新轉向非洲以取得倫巴底（1501—1504；1511—1512）。
[192] 貝爾納博（messerBernaboViscounti，1354—1385），米蘭公爵。此人以殘暴和行為怪異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銳性也是突出的。據故事家講，貝爾納博奇行甚多。例如，公爵曾遇見鄉人掘墓；問之，據告，因旅行者已死，無遺產，教父及教堂掘墓人以不獲報酬拒不處理遺體。公爵即傳訊，二人聲稱：「本人應取得所值。」公爵即說：「誰人能付汝所值？死者無錢何能付汝所值？」二人答道：「不論何人付給，吾人應得所值？」於是公爵說：「我付給你們，你們所值即死亡。該死者在何處，即取來，埋於墓中；捕教父投諸墓內。掘墓人何在？投諸墓中，掩埋之。」於是公爵使教父及掘墓人與死者同葬後，揚長而去。
[193] 事在公元前192年，參看第3章。
[194] 此處見李維著《羅馬史》第35卷第48節。原文拉丁文：「Quodautemistidicuntnoninterponendivosbello，nihilmagisalienuinrebusvestrisest；sinegraAtia，sinedigmtate，premiumvictoriseritis」（原著與馬基雅維里引語略有出入）。
[195]各種行會和部族集團（inartiointribu），前者指手工藝、商業、貿易等依宣誓結成的行業組織；後者則指依血統和婚姻關係結成的部族集團。
[196]安托尼奧·達·韋納弗羅（MesserAntoniodaVenafro）最優秀的法學家，是潘多爾福·佩特魯奇的幹練而可靠的大臣。
[197]馬西米利阿諾（Maximiliano，1459—1519），1486年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但從未加冕。
[198]盧卡神父（PreteLucaRinaldi）是馬西米利阿諾的大使，1507年馬基雅維里出使時直接認識。
[199]拿波里國王是指阿拉岡的費爾迪南多（見第1章）。米蘭公爵是指魯多維科·莫羅（見第3章）。
[200]見第12、13、14章。
[201]馬其頓的菲利普（FilippoMacedone），是指菲利普五世。他在公元前三世紀初和二世紀末曾兩次同羅馬人作戰多年，終於在公元前197年被戰敗。
[202]例如第7章、第24章。
[203]指威尼斯人。
[204] 此處譯文根據M.Casella和M.Bonfantini等校訂本；但G.Mazzoni校訂本作「（他們）不是小心謹慎」，與此不同。
[205] 見第6章。
[206] 當指切薩雷·博爾賈，參看第7章。
[207] 指摩西、居魯士、提修斯。
[208]見李維：《羅馬史》，第九卷，第1、10節，原文拉丁文：「iustumenimestbellumquibusnecessariumetpiaarmaubinullanisiinarmisspesest」。
[209]靈糧（manna），《舊約聖經》稱，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所食神賜之物。
[210] 「上面提到的那些義大利人」當指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和切薩雷·博爾賈（見第7章），可能也包括教皇猶利二世在內（見第11章）。
[211]塔羅（Taro）之役在1495—1513年；亞歷山大（Alessandria）之役在1499年；卡普亞（Capua）之役在1501年；熱那亞（Genoa）之役在1507年；維拉（Vaila）之役在1509年；波洛尼亞（Bologna）之役在1511年；梅斯特里（Mestri）之役在1513年。
[212]第三種部隊（unoordineterzo）即第三類型的步兵。詳見馬基雅維里《兵法》第2章論武器、軍事訓練等問題。
[213]拉文納（Ravenna）戰役在1511年4月11日。
[214]佩脫拉克（GrancescoPetratca，1304—1374）義大利詩人，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他和但丁曾經宣稱，一個共同的義大利是她所有兒女的最崇高的奮鬥目標。（見：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第10章。）下面詩句引自佩脫拉克的詩篇，原文拉丁文是：「Virt？controafuroreEprenderal』arme；efiaelcombattercorto，Echel』anticoValoreEnell』italicicornoneancormo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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